张纮以“王气”（其实是地理形势）所在建议孙权都秣陵，不被孙权采纳，而刘备亦以地理形势劝之，孙权即表示同意，表明当时刘备对孙权建都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备的意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关键的就是因其是孙权的战略伙伴，是同盟，孙权要极力结好于他，尊重他的意见。刘备以军事地理形势劝孙权都长江下游的京口、秣陵或其他地方，除了表示对孙权的关心与友好外，更有其自私之意。刘备的建国方略的基点是“跨有荆、益”。刘备借荆州南郡，是欲实现“跨有荆、益”，［4］（卷35《诸葛亮传》）行《隆中对》之战略的重要一步。让孙权都下游，则是保证其“跨有荆、益”的必要条件，若孙权定都上游的武昌或荆州其他地方，无疑对刘备的发展不利，可见刘备向孙权借荆州与让孙权都长江下游两者是不可分的。作为军事家的刘备一直都没提江东上游的武昌或其他地方可作为孙吴都城，即暗示孙权，自己希望在上游得到发展，不愿孙权在上游争夺。刘备当时的思想，应与要求“借取荆州”是统一的。而睿智的孙权以言行也向刘备表明，自己将择都下游，在长江下游、江淮地区寻求发展，以尽可能地满足刘备的心意，维持和巩固孙刘联盟。总之，赤壁之战后，孙权与刘备联姻、借荆州给刘备和建都建业，是三位一体的，都是加强与刘备的战略伙伴关系、重视孙刘联盟的战略措施。相形之下，孙权建都建业，对巩固与刘备的同盟关系的政治意义可能要比向刘备“进妹”、“借荆州”大一些。因为这标志着孙权暂时放弃原定的“竟长江之所极”的发展战略，对刘备已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孙权通过这三大措施，稳定了西部境土，保证了自己在长江下游地区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曹、孙、刘三家经过数年的相互角逐，势力的调整，构成了新的政治军事格局，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特别是刘备在建安十九年夺取益州后，实力大增，成为孙吴生存与发展的威胁。孙、刘从各自的战略出发，围绕荆州的归属，双方矛盾急剧上升，局部的冲突时时爆发。《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九年，刘备定蜀，孙权以刘备已得益州，要求刘还原所借荆州（南郡），刘不许。孙权所置长沙等三郡长吏，亦被关羽所逐。“（孙）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建安二十四年，吕蒙袭杀关羽，取荆州，孙权的指挥行营转到公安，稳定了上游战局，但荆州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继曹丕称帝后，即准备大军伐吴，抢夺荆州。荆州形势的严峻，“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3］（卷75《湖广一》）因此，孙权在取得争夺荆州阶段性胜利之后，并没有回建业，而是立即“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取‘武运弘昌’之意）。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4］（卷47《吴主传》）八月，城武昌。孙权谕令诸将：“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4］（卷47《吴主传》）言语中透露出孙氏对政治、军事形势的忧虑与警醒，从而决定定都武昌。由此可知，孙氏定都武昌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利用武昌进攻退守的兵要地理形势，集中力量与蜀汉、曹魏抗衡，保卫孙吴西部境土的安全，并相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另外，孙权之所以能离建业而都武昌，也与下游军事压力减轻有关。孙权与刘备交恶时，努力地结好魏。魏文帝曹丕也坐山观虎斗，企图借孙吴之力制蜀，不在江淮地区对孙吴发动进攻，反而在政治上予孙权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