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外有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其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对大清国多加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大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托马斯对袁世凯将遭到政敌排挤的担忧绝不多余。他的这篇专访稿在《纽约时报》登载不过半年，即1909年1月6日，曾经万众瞩目的袁世凯被剥夺一切职务，在惊恐之中回到原籍河南…… 　　此后在河南安阳做一“洹上钓叟”期间，真如诸多演义中所说，袁世凯真能做到泰然自若、运筹帷幄吗？从政绩卓著的北洋大臣，到凄然离京的落魄官员，这中间中国政坛发生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