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效法西方，从事诸方面的改革，他的活动已经超出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的范围，开始触及到体制的变革。这为袁世凯此后投入立宪活动，要求改变专制制度已经作好了一定的准备。因此从这个方面看来，袁世凯投入立宪，也并非骤然之举。袁世凯作为一个早期与日本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的官员，不可能不萌生更强的民族主义心理，所以说长期以来的富国求强抵御外辱的思想，是他投入立宪的又一主观因素。 　　1904年1月7日，日本驻中国公使通知北京说，日本政府希望中国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1月22日袁世凯再次向清政府强调了中立的重要性，因为帝国没有能力阻止战争在它的领土上进行。他指出，保卫满洲将需要数十万人，即使保卫几个重要据点也需要六至十万人，可是帝国那时至多也只能动员二、三万名士兵，而且他们的弹药不足，因为《辛丑各国和约》禁止输入武器。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官员则主张联合日本反对俄国，以图规复满洲。但是这个意见显然是行不通的。战争一爆发，袁世凯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1在这个时候清政府发表声明，同时呼吁交战双方要尊重沈阳和盛京的陵寝，并不得僭夺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三省疆土，无论两国胜负如何，应归中国主权，两国均不得侵占。”日本声明同意尊重中国的中立，并否认在战后有任何领土野心，但俄国却拒绝视满洲为中立地区，也不愿讨论它的未来地位。帝国舆论痛斥俄国的骄纵，也批评政府的懦弱。 　　袁世凯当然不会在政治上幼稚到相信日本书面承诺的地步。日俄战争中英国给予了日本很大的支持。袁世凯清楚地看到当时在东方没有一个国家的陆军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胜过英国。这两个国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强国集团，它不仅影响东亚的局势，也影响整个世界；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它们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维护中国和朝鲜。袁世凯提醒朝廷不要期待英日同盟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只要中国一放松警惕，该同盟就会给中国带来麻烦。所以他冷静地告诫人们说：“然欲保全本国疆土而仰望于别国联盟之余力，则一国之耻，孰有过于此者！”面对此耻辱，袁世凯敦请朝廷立即进行制度改革，加速训练军队，开发资源和创办近代教育，以加强国力。 　　日本天皇的军队和俄国沙皇的部队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展开残酷厮杀。1905年，日本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几乎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白人世界的第一次重大挫败。由于国内出现革命浪潮，俄国没有力量立即组织陆上力量进行反扑，日本的战备物资也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