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清末立宪运动，是资产阶级人物、众多开明官员、民间立宪士绅，以及像梁启超这样的海外知识分子共同要求结束极权统治、建立宽松、开放的政治环境的社会运动。袁世凯投入立宪，附和并助长了上层资产阶级人物的要求，更加成为众多立宪派人士的官方领袖。袁世凯在投入立宪以前的经历及所从事的活动，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有一定的改革思想和具有“西学”知识的新派人物。 　　经济上的行为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变化。为了维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袁世凯采取赞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立宪政体的态度，已成为必然，这只是他赞同立宪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袁世凯虽然在地方上政绩卓著，北京城里也有他的政治同盟，且拥有很大的军事调度能力，但是他的地位并不稳固，袁世凯深谙传统极权政治的奥妙所在，也深知其不确定性，如果政体不改，他所拥有的地位和军队可能会在一夜间抛弃他，特别是经历过戊戌政变，让他不能不对慈禧太后的权力和权术时刻感到惶恐，随着新一代皇族王公的成长，袁世凯的政治前途更加充满变数；与反之，如果采取立宪政体，他利用现有社会声望和政治资历，不但可以在新式政权中谋得关键性的一席，而且可以扼制亲贵权要们的“隐性权力”，来自他们的政治压力也会相应减小，这才是他倾向立宪的深层次原因。 　　与教育、经济改革进行的同时，在政治上，袁世凯已进行了有限的吏治整顿。他明确指出：“吏治之得失，人才之进退因之，民生之休戚系之，故欲转移风气，整顿地方，莫先于讲求吏治。”在山东巡抚任内他还不断上奏朝廷，裁撤属吏。袁世凯提出了一揽子改革吏治的措施，基本精神是引进西法，改造官吏。课官院、课吏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他的主持下设立，开设了许多外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课程。在这些学堂中接受培训的许多官员和士绅开始接受新思想、新知识。 　　这一点于今人对袁世凯的看法似乎最具有颠覆意义。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李鸿章一样，自己在政治生涯中屡屡被言官弹劾收受他国贿赂，但是在私下里却对宫廷奢华之风、官员贪渎深恶痛绝，屡屡上书改弦更张。当然我们可以作出另外一种解释：这些纯粹是他们的政治作秀，但是似乎这样解释又过于牵强。就袁世凯来说，他不仅是把整顿吏治表达在提交给朝廷的奏折中，而且已经上升到建立系统性的法政学堂、建立一系列官员考核机制的程度。 　　这似乎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又增加了一层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