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沙皇最终没有向日本赔款，可是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确定无疑地失败了。日本得以进一步向中国扩张。 　　10年前，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彻底打败了中国，清流党人把责任推到李鸿章等人的身上。而到了1905年，没有人再相信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 　　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将进一步思考日本得以击败俄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答案是两个字：立宪！ 　　袁世凯对革命行为是极端仇视的，他所支持的立宪运动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消弭革命。1904年，他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安插密探，监视留学生的言行。同盟会成立后他立即奏请清政府，严加防范革命党人。 　　至于如何组织立宪政体，袁世凯在奏折中主张“改组责任内阁，设立总理，举办选举，分建上下议院”。袁世凯所主张的设内阁、建议院是标准的立宪政体组织。他这种想法的基本依据是日本的君主立宪政治。日俄战争的结果，使袁世凯以及其他主张立宪的官僚们更加确信，中国只要效法日本实行立宪，也能后来居上。加上两国情形的相似，使袁世凯等人更认为效法日本的可行性，“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正复相似”。所以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之鉴，而且是“事半功倍，效验昭然。” 　　在1908年的某一天，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造访了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处境的认识较山东巡抚时期更为深刻。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世凯对托马斯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托马斯追问。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托马斯问袁世凯，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袁世凯对此避而不答，而是说，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 　　托马斯在新闻稿中写到：“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治敌人有利。因为时下诸如‘复兴的权利’(Right of Recovery)以及‘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China for the Chinese)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