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上居后，农业上比较简单，殷商时代的古代中国城市化程度显著较低。苏美尔城市自身就是主要的商业中心，逐渐出现了发展良好的商人和工匠协会：这些都是后来在地区范围内出现的王权结构的基石。埃及城市里的商业自主和生气都不足与苏美尔相比，但是法老的都城却是巨大的城市聚落，它们无疑是受到王权和司铎结合体的支配，但同样也是人口错综复杂、分工精细的主要社会经济中心，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只有王权或宗教功能。商代村镇似乎没有经历甚么商业繁荣，更不必说享受到城市自治了。已发掘出来的商代主要城市安阳，不仅比近东城市小，而且市区很大程度上就是寺庙，供宗教仪式所用。商代文化也没有类似於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留存下来的不朽砖石建筑。不管怎么说，商代留存下来的伟大艺术就是雕刻，在青铜器上傲视群伦。 　　通过分析这些对比，能够得出甚么结论呢？我们能否这样假设：古代中国的商代文明，乃是我们在近东所见更为充分发展的那种模式的一个迟缓而粗糙的版本？而之所以有这种差异，乃是因两个因素所致。第一个因素是地形学上的，黄河不能像尼罗河或幼发拉底河那样，很容易就能被用於灌溉，而是需要一种当时还未发明的更为复杂的技术，才能用於灌溉。结果导致另一个因素：即在经济方面用於国家建构的剩余水平较低；而在社会方面，国家在剩余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组织作用较为松散。因此若与拉美西斯或汉谟拉比的气度恢宏的政治建构相比，商代是政治威权“较为弱态”的变体。但是，倘若社会—自然的决定轴在某种程度上比起近东来较不利於中央集权化“高级文化国家”的兴起，那么，同样地，不同社会间互动的决定轴对国家兴起的压力也相对较小。中国与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埃及、克里特都不同，在地理上与发展程度相若、实力相当的邻居相互隔绝。与上述国家的投入程度相比，中国似乎不曾卷入国家之间的征服、外交、商业，仅仅是与周边蛮族，以及与地中海东部人口茂密的河谷、平原周围山脉、沙漠地区的民族略有接触而已。至少至今还没有彼此间发生军事冲突的证据，这与仍然神秘莫测的文化上的亲密关系截然不同。后者可以三星堆的轰动发现所重新揭示的四川文明为例。因此，尽管商代的贵族在由平民组成的步兵跟随其后的情况下，乘坐著具有时代特征的战车投入战争，殷商赖以体现其强权的战争恐怕规模并不大。 　　中国在建构大型宫殿型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出现这种在可能性和压力两方面程度都较低的情况，使得中国的形式不同於其他文明。以下是她的一些明显特征：（1）在商代的权力安排中，崇拜与家族连结在一起，亦即宗教与家世在祖先崇拜中混淆了；（2）作为统治阶层的要务，战争与狩猎连结在一起。突出部分氏族，以此作为王室与贵族秩序的组织原则，并将此与宗教仪式和信仰直接连结在一起，都标志了“高级文化国家”一个相对“落后”的例子。因为，从部落秩序向政治秩序的发展通常都包括扬弃以氏族制充当社会的支架，而坚持用占卜充作管理国家的方法，更有甚者，历时更长，向贵族、国王、神只奉行人祭，表明这乃是在绝大多数“高级文化国家”中早已废弃的神权政治的相对早期形式。与此类似者还有，军事和狩猎的显著关联，宏大的王室田猎组织得犹如出征，人与动物在同等的氛围中遭受杀戮，则表明仍然大量残留著前农业的规范和行为。在这些方面，商代国家与其起源时的原始传统相去甚近。另一方面，在文字和冶金方面，又远比后来的中美、南美文明发达，后者甚至从未到达商代水平。但是，从一种较宽泛的观点来看，最令人惊奇的也许是，它在外形上看起来和别处的“高级文化”又是那么的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