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应该注意到，尽管社会—自然之间和社会之间的动力在结构上“覆盖”了阶级分化与国家建构的社会内部动力，却不能将之简单地化约为——用萨特的术语来讲——魔术般地消除匮乏、避免多样性。在这些概念中，某种悲观主义特征使萨特的思想具有一种特定的偏见。因为，自然界当然不仅是饥荒与恐惧，而且也是肥沃与丰饶的背景，既导致生命的减少、衰灭，也促使生命的再生。同样，不同社会间的关系也未必一定就只能充满敌意：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或战争间隙，贸易给双方都带来好处。这样的“积极性”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被忽视了，但是，它们对国家起源的潜在重要性乃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一出现，宗教信念就能从与谷物相关的仪式中获取颇新的效能；贸易一出现，军队保护商路和市场安全的能力就赋予军事力量另外一种意义。不过，与上面描述的压倒一切的进程相比，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只能是次要的了。因为，在最早向国家转化的过程中，自然尚完全不由人类控制，而邻人仍然主要是敌人和对手，而非夥伴。

二

　　古代中国国家的兴起提出了两个相对明确、可供比较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怎样在早期国家体系宽泛的类型学中，定位中国文明史上最早的政治秩序形式——商周君主政体？第二个是：这种秩序崩坏后，中国国家发展的特殊性何在？怎样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安置随后而至的国家形式？近二十年来，中国考古已成为全世界史前史研究中最富活力的领域，由於当代中国考古学的进展日新月异，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推测随时会被新发现所推翻。不过，由於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本文尝试对之作一些基本考察。 　　青铜时代的商朝很接近德国学者称为“高级文化”（Hochkulturen）的模式。所谓“高级文化”乃是指最早出现的伟大文明，除了商朝以外，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明也是其主要代表。它们代表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最戏剧性的通往国家之路。相较於“高级文化”之显赫夺目，另外还有一条从部落通往政治威权的路径，不过就没有那么壮丽堂皇、也常常不为人注意——例如，铁器时代凯尔特人或日耳曼蛮族建立的王国就属於另一类别（也许在它们自己的地域里，造就了先於“高级文化”出现的发展阶段）。 　　“高级文化”是典型的宫殿—家庭式（palace-household）国家，以建有寺庙的城市为中心，采用掌握书写系统的官僚制，从依附农民处收获贡品，调度庞大的军队。在这些王国里，权力首先被制度化为宗教，统治者或是居於神位，或是接近於神。这些最早文明的地理位置都邻靠河流：地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印度河、黄河流域。区域农业拥有出奇肥沃的土地条件，呈现出一种普遍的特征，恰好证明唯物主义的公理，即经济剩余的多少对国家起源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埃及、苏美尔、中国这些宫殿型国家都拥有上述特点。那么，商代文明与其他文明又有甚么差别呢？商代文明形成得特别晚，也许比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晚一千五百年，比哈拉帕晚一千年。尽管它也得益於河流环境，但这却未能促使其像其他文明般运用河流。商代没有堪与苏美尔和哈拉帕沟渠媲美的灌溉工程，也不像埃及盆地那样利用常年的泛滥来灌溉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