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形态，也有一个重要问题，常常有人将大型建筑或者大型工程视作中国专制政治的标志物。可是，如何解释，阿兹特克的大型建筑与非专制政治并存的现象呢？这个国家的市政建筑与宗教建筑为世人所瞩目。它的政治制度的性质，在中国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国外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非专制制度，甚至有人明确认为这是一个民主制度。比如具体来看，有人指出，在阿兹特克，一次挑选新王，王位侯选人可达20人以上；并且，挑选王位继承人的工作，有人认为是由所有贵族都参加的一个大型会议来进行的。    　　当然，不是说中国学者完全没有注意到国外相关的发现和研究情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童恩正、谢维扬、王震中等人对酋邦之类问题的关注，即已表明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良好的开端。然而，也应该承认，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与近几十年来我们在中国原始社会和夏商周考古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相比，这种努力还远远不够。何况，童恩正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学者的介绍，无庸讳言，不仅很不系统，有的方面甚至不可避免地还有着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有的学者提出“酋邦王国”概念，就是一例。酋邦属于原始社会，王国属于国家社会，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酋邦是酋长所辖之区域的意思（chiefdom=chief-dom），王国是国王所辖之区域的意思（kingdom=king-dom），既是酋邦，就绝无可能又是王国。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糅合在一起，竟然这么长时间无人指出过其不当，这反映出我们与国外学术界依然十分严重的隔绝状态。顺便提一句，酋邦问题，牵涉到文明与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道路问题，牵涉到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占有统治地位的摩尔根的理论，也即部落联盟等等理论，在我们以后的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是否不经补充、修正、发展而可以继续简单套用的问题，实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恐怕得承认，我们现有的摩尔根的理论，在解释许多重要发现的涵义时，比如陶寺大墓发现的涵义时，显得有些吃力；而国外学术界在相关的理论领域，自摩尔根以后已经取得了长足大步的进展，更能够解释一百多年来世界范围内新的材料新的发现。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简单地将它们拒之于门外。    　　总之，我以为，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比较研究的课题，不能孤立地进行探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史学者可以单独完成；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讨论，却应该有理论工作者和外国史研究者的大力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