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和考古学现象在发生时间上一致性，暗示气候转变与这一时期社会复杂化存在某种联系，但由于目前考古学材料和测年技术等方面的限制，气候环境变迁对古文化演化影响的机制和过程还不十分清楚。但有一些学者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如西亚两河流域，研究者认为5500aB.P.干旱事件导致先前比较分散的住民向两河流域的三角洲地带聚居，从为灌溉系统的修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并最终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诞生（赫尔佐克，1998）；气候转变在尼罗河流域古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可能与西亚地区类似。        对于这次气候事件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机制可能比较复杂，鉴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没有明显的提高，作者认为这些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出现，除了社会本身发展的因素外，很可能还与由于气候转变导致的资源紧张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有关。        研究表明仰韶早中期是我国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当时中纬度地区陆地上的温度可较现代高2 -3°C以上，我国东部平均气温较现代高2.5°C（施雅风等，1992）。这一时期是我国原始人口增长和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经过这次增长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史前人类的活动范围和人口规模。       随着5 500 aB.P.前后的降温，史前中国掀起了新的一轮移民浪潮。这次移民与仰韶早中期的移民不同，早期的移民一般是扩张或殖民性的，是为了解决各宜居地日益增加的过剩人口，是从中心地区向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疏散多余的人口，迁徙的方式是和平牧歌式的（曹兵武，2000）；而这次迁徙主要表现为从四周向中心地带迁徙，从高地向变干后适合住居的低地迁徙，迁徙的结果是对新资源的开发，意味着多个社会共同体对同一资源的瓜分。在这种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另外，5500aB.P.前后降温直接导致的粮食减产，也大大增加了人口压力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燕辽地区红山文化中晚期出现了牛河梁和东山嘴遗址、甘青地区葫芦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大地湾遗址，它们的出现除了与原始宗教可能有关外，更可能是在资源紧张状态下的一种文化调整。首先，资源紧张也会导致私有观念的产生，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促进复杂社会的产生；另外，一些宗教设施的出现还可能与先民对环境转变所带来生产上一些不利因素的反映有关，因为比起前气候最适宜期，5500 aB.P.以后的气候则不如前期风调雨顺，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社会，古人可能通过宗教上的一些仪式来乞求风调雨顺，以保丰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气候虽然发生转变，但毕竟是发生在全新世适宜期中的气候转变，因此不足以对人类活动产生特别不利的影响，相反一定程度的气候转变带来的刺激反而可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此时，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作用也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