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坟里，葬着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这是无名英雄，身葬异地，永远没有姓名。每次到这个同难官兵公墓，我都会到那去行礼、致敬。”“后来我就读的复旦大学临时迁至重庆，学校离父亲的墓很近，我能常去看他。”张廉云说。 　　1945年8月，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人终于迎来了胜利。对于22岁的张廉云来说，这一刻实在等待了太久了，已经是一名进步学生的她，一直清楚地记得日本宣告投降那一天的情景。 　　“当时我在重庆，要到成都去一趟，去看看我的哥哥、嫂子和侄子，走到半路了，我就看到当地的老百姓热闹极了，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当时，车停了下来，司机就下去问，回来司机就告诉我：日本投降了。听到日本投降了，我当时就想起了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说日本投降了，我也得告诉我父亲。张廉云在车上就默默地说：“爸爸，日本投降了，咱们胜利了。”她一边说就一边流泪。 　　如今，70年过去了，张廉云一家最惦记的地方依然是距离北京遥远的重庆北碚，“那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崇尚忠孝的张自忠  　　1891年8月11日，张自忠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园的一个达官人家，他在八个子女中排行老五，唐园人习惯称他为“五叔”。 　　“祖父在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因为脑溢血在任时去世了，祖母就此挑起了全家的重担。父亲对祖母非常孝顺。”1904年，张自忠跟随父母在江苏省赣榆县读私塾。父亲张树桂任赣榆县巡检。1905年，张树桂任江苏赣榆知县，“父亲十二三岁的时候有点调皮，祖父怕他在那里惹事情，就让他回家念书。”1906年，他随四兄自严回到家乡。 　　1907年，由母亲冯氏做主，张自忠与县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婚。 　　张廉云出生在1923年，当时张自忠已有两个儿子，廉云是他唯一的女儿。“祖母当时听说有了一个孙女，就想到北京看看，叔叔送祖母到京。” 　　“父亲知道祖母来了非常高兴，我父亲一进院子首先就喊娘。”但是此时在北京的张自忠异常繁忙，“冯玉祥先生的军纪极严，无法长时间陪伴。有时他一边和祖母说话，一边看看表，到时间就得走”。这个小小的举动被祖母看在眼里，“我祖母就觉得挺委屈，就说我在这住得又不长，你看他这么紧张，就要走”。 　　有时候，张自忠回家后发现母亲说话不多，“他就立刻去问我母亲，你是不是惹母亲生气了？”张廉云说：“有一次，母亲当着我祖母和我父亲两个人的面说：‘你一话少，他就说我惹你生气了。母亲觉得很委屈。’” 　　“由于祖母之前没在外长住过，住了一段时间就觉得不习惯，要回山东老家。临别时，火车缓缓开动，父亲躲在站台的柱子后边偷偷流泪。”在唐园人的记忆里，张自忠一向很尊重几位兄长。每次回家都亲自登门看望已经“分家”出去的大哥、三哥和四哥。“几位伯母都说：五叔好，他同在家时一样，一点没变。” 　　在张廉云的记忆里，父亲对待乡亲们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年，我堂哥结婚，我们全家一起回临清老家。村里有个70多岁的老乡王长法，有一天，父亲从家中出来，看见他正背着粪筐从粪坑里往上爬，因年龄大、粪筐满，爬着十分吃力。父亲见状，急忙把他挟了上来。 　　我们有一个本族的八姑，家境很艰难。我堂哥结婚时，八姑也来了，大家都不把她当回事，父亲却热情地把她让到上座，和他话聊常。不管亲疏、远近、贫富，父亲都亲切地打招呼。家里有困难的，都会送点钱接济。 　　童年的张廉云意识里，父亲有点重女轻男。“我有两个哥哥，他对哥哥们说话都很严肃，常常教训他们不要做‘家里蹲’、‘衣架子’。他对男孩子很严厉，遇到有空的时候，把子侄们一块叫过来训一顿，说你们不要依靠老人、不要依靠着我，你们要自立，应该努力。” 　　“但父亲对女孩子都比较喜欢，我姐姐廉瑜是我叔叔的女儿。10岁就跟着我父母出来了，一直到她结婚。堂姐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她在我父母面前有点撒娇。父亲很喜欢她，在家里就叫她‘二妮’。有时堂姐顽皮，父亲就点着她的头说‘你个傻二妮’。” 　　廉瑜比廉云大5岁，1996年在北京过世。“有一次喜峰口打仗后，我父亲从前方回来，我们也从天津回来了。一敲门，我姐姐开门。我父亲看着她就说，‘你怎么来了？’我姐姐就说：‘你怎么来了？’她可以很随便。” 　　“我父亲没了以后，我姐姐非常难过。我们老家的习惯是丧父母后，子、媳、女要戴孝三年。我姐姐为伯父母也戴了三年孝。后来，她在北京同仁医院工作，1947年底，来北京参加了创办北京自忠小学。” 　　廉云的大哥叫廉珍，二哥叫廉静。“父亲非常喜欢二哥廉静。” 　　父亲回到家里，有时候会喊：“张廉静”。 　　小廉静就高声回应：“有”。 　　“唱段戏！” 　　廉静就盘着腿，就唱起来，“恨杨广，斩忠良……” 　　可惜的是，二哥廉静不到17岁就因伤寒在山东老家早逝。“父亲喜欢廉静，所以对父母的打击挺大的。但是父亲和母亲的性格，都是感情极不外露的。他们俩见面以后知道廉静没有了，都比较沉默。母亲就坐在屋子里流泪，父亲就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心情很沉重。” 　　张廉云说：“大哥廉珍比我大12岁，‘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得病去世的，大哥生有7个男孩，现分别在美国、上海、天津、成都等地工作。” 　　以前，曾有人自称是张自忠的“遗孤”。张廉云强调说，她只有两个哥哥，现均已去世，有7个侄子庆宜、庆安、庆隆、纪祖、庆范、庆成和庆新，并没有其他“孩子”了。 　　父亲牺牲后，廉云在叔叔的照顾下，继续在上海求学，后来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解放后，先后在学校和医院工作。 　　“我是交叉党员。我先入的中国共产党，后加入的‘民革’。”在“民革”工作了18年的张廉云，一直做到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3年至1998年)、全国政协委员。 　　张廉云老人说：“‘文革’差点过不来，家庭包袱背了很久。我的家庭出身是军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民政部追认我父亲为革命烈士，这个包袱才去掉了。” 　　如今，张廉云的两个儿子车晴和车临分别在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央电视台工作。 　　74岁退休后，张廉云闲暇时与老朋友通通电话，她说：“前几天，我和素我大姐通电话，大姐说前几天她刚接受采访”。退休后，她还上老年大学，学了十多年的书法。她说：“今年5月，在重庆市举行的纪念活动上，我站一个小时都不觉得累，我就想这和我十多年站着写字有关。” 　　从年少时随父奔波到青春年华时父亲殉国，张廉云在此后70年的漫长人生里，父亲无时无刻不在心中。 　　治军有方的“张扒皮” 　　1908年，张自忠考入临清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又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就读。 　　1914年，张自忠约上5个同乡，投奔到北洋政府陆军第20师39旅任团长的车震。 　　车震与张自忠的三兄自清相识，也是山东临清人。那时当兵非常艰苦，抬煤、割麦、抬米无所不干。同去的6个人中5个人吃不下这么大的苦头，告假返乡一去不返，而同样出身富裕家庭的张自忠却选择了留下。 　　“父亲也曾在家书中感叹军营的苦：‘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下操外，扛米抬炭，掘壕堆土，终日工作，休息时间甚少……’” 　　但是，张自忠凭借过人的意志力坚持了下来，这也成为他后来在抗日战场上制胜逆转的重要原因。 　　车震对张自忠非常赏识，不久便提拔他当司务长。 class=’page’>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