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马革裹尸还：抗日名将张自忠身中七弹殉国 　　张自忠简介 　　2010年5月16日，张自忠殉国70周年。 　　70年前的这一天(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惊人消息： 　　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39师团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33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 　　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是天津市长兼当地中国军第38师师长，性格温厚，威望极高。中国事变爆发以来，如此高级的指挥官战死，这是第一个。张总司令以临危不惊、泰然自若之态度与堂堂大将风度，从容而死，实在不愧为军民共仰之伟丈夫。 　　我皇军第39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悲壮一刻定格在1940年5月16日16时。 　　“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的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 　　2010年6月11日，上将之女、87岁的张廉云1老人在张自忠将军长眠地，举行了隆重的活动纪念张自忠殉国70周年。在张老的桌子上还摆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赠送的孙中山和宋张廉云曹海鹏摄庆龄雕像。 　　从留守北平到抗日殉国，崇尚忠义的张自忠经历了哪般的人生沉浮？张廉云用清晰的思路、平和的语气呈现了当年那气壮山河的悲情往事。 　　“我们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现谣传张总司令战死，情况究竟如何？请速回电告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获此消息，极为震惊，连夜致电第5战区查询。第五战区复电说：“自删日(15日)以后即失去联络，情况不明，现正积极查询。” 　　1940年5月18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再电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证实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确于16日战死在宜城南瓜店沟沿一带。 　　同样以为这是一条谣传消息的还有远在上海的张廉云。“我是在《申报》上看到父亲牺牲的消息的，认为又是日本人在造谣……”父亲殉国时，张廉云才17岁。而3年前，14岁的廉云与父亲一别1　张廉云，1923年生，1950年—1951年任北京小学校长。后到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积水潭医院任职。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就未能再见面。满心欢悦的张廉云在将要启程与父亲见面时，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家人对张自忠的记忆只能停留在1937年9月，张自忠在天津与家人趁着暮色匆匆一别，再也未能与他们相见。“那天，父亲突然回到家中。没过多久，他就戴着帽子穿着长袍离开了。他走的时候不让人送，我趴在二楼的窗子上，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料到那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1939年春，张自忠的家人由天津迁往上海租界居住。同年5月，“随枣战役”期间，张自忠的结盟兄弟沈克由上海赴重庆途经湖北时，来到襄东前线看望他。兄弟两人相见甚欢，临别时，他对沈克说：“你回去后到我家，让你义女廉云到前方来。” 　　1940年4月15日，张自明通过33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电台与哥哥张自忠取得联系，准备带廉云和廉瑜前往。“在前线的父亲发来电报说，同意我们前往。” 　　张廉云至今记得接到电报一刻，她和姐姐的心情：我俩高兴得不得了。 　　“到前方咱们不会骑马怎么办啊？” 　　“前方什么样？” 　　……亟待动身之际，忽接张自忠复电：“删电悉。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准备要打大仗的张自忠，推迟了女儿的行期，也失去了与家人最后的见面机会。两个兴奋的小姐妹再也没有等到父亲的最新电报，直到“谣言”一语成谶。 　　在廉瑜记忆中，1940年初，张自忠写的最后一封亲笔信被视为宝贵的遗训，信中说：“大时代的女孩子，应求知识，求经济独立，不要做家里蹲、做衣裳架子。” 　　而1940年4月1日，在写给张自明的亲笔信中，也能看张自忠最后的牵挂。他说：“近来虽困苦点，但精神上却十二分快慰，身体也好，一切一切均好。唯近来思家之心极切，尤其是万分想念吾母。每想及此，不觉就非常难过。” 　　不幸的是，此时，廉云母亲李敏慧的子宫癌已到晚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不敢告诉她实情，就只在家戴孝，痛哭流涕，去医院时再换上平常的衣服，克制悲伤的情绪。”张廉云说，“在天津时母亲就已经患子宫癌，当时父亲来电报说要母亲带我们去云南，但母亲那时经不起折腾，我们这才去了上海。” 　　可是，母亲的病情持续恶化。弥留之际，瑜、云、叔叔到病床前，叔叔说：“五哥已经牺牲了……” 　　陷入昏迷的李敏慧无法听到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但是冥冥之中念叨着，“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 　　张廉云说：“有人说母亲闻耗悲痛绝食7日而死，并不是这样。父亲去世3个月后，母亲也病逝了。” 　　父母双亡以后，1940年11月，廉云第一次来到重庆梅花山。 　　“我到梅花山的时候，一下就看见了父亲的坟墓，当时就放声大哭。 　　我们有意回避谈父亲怎么受伤、如何作战。我们不愿意谈这些问题，因为太伤心了。但是父亲的牺牲，鼓励着我和姐姐努力向上，这个力量强大极了。”张廉云回忆说。 　　“和谈风波”引发亲日误解 　　从1937年到1940年，在与女儿分别的这3年里，张自忠的人生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若干年后，张廉云才知道，在这个父亲人生最为巅峰的阶段，是如此的跌宕起伏。 　　这一切都与图谋中国的日本人有关。 　　1937年发生了两件事：4月，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北平，这两件事当时曾经引起舆论对张自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就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张自忠明正典刑。为此，张廉云老人首次对媒体详述其中的来龙去脉。 　　1937年春，张自忠与侄女张廉瑜、女儿张廉云在北京八大处“1937年，我才14岁，还不大懂事，但从家庭的日常教诲中知道绝不能做亡国奴。知道父亲是正直勇敢的爱国军人，父亲当时是29军38师师长，并兼任天津市市长。上世纪80年，海峡两岸陆续公布了大量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了我父亲当年在平津的作为，完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完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张自忠与日本人的首次交手是在1933年初的“长城抗战”。29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张自忠任38师师长和37师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张自忠对全师营以上干部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 　　1935年，29军入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就一直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29军，妄图在华北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1937年4月，宋哲元军长派我父亲率团访问日本，团员中有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29军37师旅长)、黄维纲(29军38师旅长)、徐廷玑(29军132师参谋长)、田温其(29军143师旅长)、郑文轩(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边守靖(天津市政府参事)等军政官员，我和哥哥、堂哥、堂妹也随团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我们先后去过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然后在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岛。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说，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 class=’page’> 上一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