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自忠部属张宗衡回忆，张自忠赴日考察期间，原计划30日后返回。还未满30日，日本在津驻屯军田代司令请宋哲元赴宴，把事先准备好的中日经济提携条约请宋签字，因之闹成僵局，乃电张自忠迅速回国。张接电后，便终止参观，马上踏上归途。宋先生便归去山东原籍修墓，以避免再与日方交涉，田代司令因事事不得要领，便一气而病，一病而死。当时这一段真实情形，外界不明真相，便任意造谣，说张将军同日方订有什1936年，张自忠在天津市市长任上的戎装照。 　　日军占领卢沟桥么密约，日方送他多少钱，还送他一个日本美人。迨他归来，闻知此情，义愤填膺。在一次宴会席上，他借酒吐情说：“把我张自忠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1937年，国人皆知的“七七事变”爆发时，张自忠还兼任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29军军长。宋哲元自当年5月回山东乐陵老家扫墓未归。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 　　“七七事变爆发时，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7月11日宋军长到了天津，14日父亲赶到天津去见宋军长，然后奉命在天津继续与日军交涉。19日宋军长返回北平。”此时，日本政府扩大战争的战略部署已经势在必行，而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1。 　　1　日军从东北调进大批军队，在平津集中后，7月21日即撕毁和谈协议，炮“23日，父亲在津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25日父亲奉宋军长召，于下午5时乘平榆(北平－榆关，榆关即山海关)四次列车离开天津，当晚七时半抵北平，秦德纯(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车站迎接。下车后，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现政协礼堂南面)的宋宅见宋军长，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向29军发出最后通牒。27日，宋军长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但此时的舆论对张自忠越来越不利，他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主张使民众对他的误解日渐加深，以至于29军中都广泛流传着“37师打，38师看”1的传言，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2。 　　留守北平，对日交涉被误解为“汉奸”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短短20天时间里，北平的局势陷入危急之中，负责华北防务的宋哲元接到蒋介石命令，让他转移到保定指挥。为了拖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7月25日，日寇又借口修理电话线路为名，向我廊坊38师113旅和驻大沽的38师112旅225团挑衅。26日，日军企图经广安门冲进北平城，由于我军奋勇抵抗，未能得逞。南苑7月28日失守，29军副军长、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张宗衡，《回忆张自忠将军》，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十二册第九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1　1931年1月16日，西北军残部正式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37师师长，张自忠为38师师长。同年6月，南京政府开始整编全国陆军，第3军改番号为第29军。 　　2　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浑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告诉张克侠(29军副参谋长)下午29军首脑会议所做决定，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快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同时致电李文田(38师副师长)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 　　1937年7月28日晚，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37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 　　张廉云说，“当时宋哲元先生说让父亲留下，父亲不肯留，宋先生就说你们平常都说服从我的命令，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你们不留下呢？父亲就留下了。后来刘汝明师长回忆说，张某人这是跳火坑啊。刘汝明、冯治安和我父亲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没想到的是，这段历史后来变得很纠结。张廉云说，这段历史牵扯到了宋先生走，我父亲留。有人说我父亲擅离天津，并逼走了宋军长，这不是事实，其实是蒋介石的电令让宋走的。 　　“29日下午，父亲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与此同时，父亲组织人力安排滞留城内的29军官兵和军官家属设法撤离北平。另外，宋军长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我父亲保持着联系。” 　　7月29日，北平沦陷，留守北平的张自忠也成为众矢之的。报纸上称他“张逆自忠”，“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甚至称他是“华北特号汉奸”。 　　在南京街头上，还贴出了攻击、侮辱张自忠的标语。而在北平，张自忠亲笔写下的布告“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也成为泄愤的对象。熟知这段历史的张廉云说：“老百姓一看出布告有张自忠的名字就撕。” 　　在留守北平期间，张自忠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然而，让张自忠觉得局面突变的是阮玄武的独立第39旅被日军缴械。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39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父亲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不好，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27旅旅长石8月10日，日军进入北平城内。“为了避免日本人的察觉，父亲离开了医院，设法躲入东城礼士胡同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中。福开森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很了解，过去和我父亲就认识。后来在美国商人甘先生、天津商人赵子青等朋友们的安排下，父亲于9月上旬悄悄离开北平到天津，隐居在一位英国朋友家中。” 　　在天津，张自忠见到弟弟张自明。张自明看到的哥哥由于“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已经是疲惫不堪。” 　　“为了躲避战乱，大约在7月中旬，我们一家和叔叔一家从北平搬到了天津，住在英租界66号路(现营口西道庆余里)，那是一栋小楼，连同地下室一共4层。父亲的音信全无，我们全家都十分惦念他。”张廉云至今对获知父亲消息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记得9月的一天，叔叔突然告诉我们说，父亲要回来。天黑的时候，父亲果然回来了。” 　　而张廉云对此时父亲的印象也是黑瘦的脸庞和沉默不语的表情：“他穿着便装，戴着礼帽，看上去很是消瘦。以前在北平，父亲每次回家，家里都特别热闹，笑啊，说啊，可那个晚上家里十分严肃，全家人进屋向他问安，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后来，大家都退出了，房间里只有父亲、母亲、叔叔、堂姐廉瑜和我；父亲先让廉瑜拿来了纸笔，给一位美国教授写了信，感谢他在北平的帮助。然后把我母亲和叔叔叫到一边，告诉母亲说，以后有事就找叔叔商量，把家事全部委托给了叔叔。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费，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坐了一会儿，等到天全黑了的时候，张自忠悄悄动身南下，“他穿上长袍。戴上帽子，走了，默默地走了。弄堂里住着4户人家，我们都不敢送他……我并不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 　　在济南，张自忠与冯玉祥相见。“自从1933年冯先生由察哈尔赴泰山隐居后，父亲已有4年未与他谋面。冯先生对父亲有知遇之恩，这次也不例外。” 　　见面后，冯玉祥致信蒋介石，建议应叫张自忠回去带队伍。 　　10月7日，张自忠动身南下。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张自忠的处罚并没有因为冯玉祥的信件而赦免，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战功之下民众的误解得以消除  class=’pag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