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举袁”方针提出后，袁世凯并不接受，而是在帝国主义和立宪派人的暗中支持下，大肆玩弄停战、议和的花招，在南方实行停战，在北方残酷镇压各省的革命力量以巩固地盘。袁世凯的行径，使许多革命党人更加看清楚了他的反革命野心。许多革命军人和激进分子纷纷揭露袁的种种阴谋，反对议和，主张迅速出兵北伐。孙中山这时在反对妥协力量的影响和袁世凯阴险狡诈伎俩的反面教育下，也从赞成妥协，转变为“始终不愿妥协”《胡汉民自传》。。可是，在公开场合，孙中山又从没有表示反对议和。英国驻南京总领事伟晋颂在1912年1月24日给朱尔典的报告说：“革命派中的军界人士和极端分子(孙文博士确实应把他目前的地位归功于这些极端分子)，几乎一致赞成继续进行战争，他们认为战争可赢得一切，而毫无所失。”“这两种人始终反对同满族或袁世凯进行任何性质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对总统来说，在他们以及他那一派中较温和分子之间保持平衡的任务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他的影响几乎总是在赞成和平解决的那些人一边，这是值得称赞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6、457页。事实也确是如此。综观整个议和过程(从1911年12月18日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其斗争内容虽然是复杂曲折的，但从根本上来看，孙中山并没有抛弃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孙中山所始终坚持的只是清帝必须退位，民主共和制度一定要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袁世凯必须公开声明拥护共和才能被选为大总统。在袁世凯拒绝“拥戴”，坚持破坏革命，许多革命党人反对议和，主张迅速北伐，孙中山本人也有“不愿妥协”思想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仍不能放弃“举袁”的方针？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必须进一步考察当时的历史环境。 　　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拒绝承认，并一再声明只有让袁世凯做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承认，看来是迫使孙中山不能不继续推行“举袁”方针的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看到清廷已不可能恢复它的统治，于是一面协调其内部矛盾，增强其在华兵力，实行武装“中立”；一面制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并协同袁世凯策划议和阴谋，支持袁窃取革命果实，已为人们所周知。但却较少有人注意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利用孙中山急于要求列强承认的机会，对他继续施加压力。 　　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是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的共同心理。可是，帝国主义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偏偏不予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于1月11日、17日、19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予以承认，但却没得到任何答复。为什么得不到承认？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G　E　Morrison)“告诫上海的共和领袖们，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去争取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他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外国的信任，革命党的领导人向莫保证，他们一定推戴袁为首届总统。”Cyril　Pearl：《在北京的莫理循》(英文本)，第235页。 　　莫理循的这番话，是在什么时候向上海的那些共和领袖们讲的，一时难以确定。但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袁如赞成共和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显然与帝国主义表示只有袁世凯当大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承认有关。孙中山一再提出要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来作为他才能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条件，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正是由于孙中山受到帝国主义的这种压力，所以他后来说：“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到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503页。是符合实际的。 　　显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列强拒绝承认，声称只有袁世凯做大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信任，与孙中山不得不继续推行“举袁”方针，有着直接的联系。 　　南京临时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是孙中山不能改变“举袁”方针的又一重要因素。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新生的政权在财政问题上所碰到的困难像南京临时政府那样严重。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便有这样的传闻：“可供行政管理费用的税收，甚至不够交付各部总长的薪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4页。证之以临时政府成立时向上海的广东商人，广、湖两邦借开办费银40余万两(议订月息7厘)；民国元年1月26日，临时政府又通过沪军都督府的财政部长朱葆三，要求吴兴人刘锦藻将其英租界中的二处房产向英商永年人寿公司抵押银15万两，然后凑足20万两，以8厘行息(限6个月内本利偿还)，借予临时政府使用的情况来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19、334、335页。，临时政府财政的紧迫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就陷入严重的困难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帝国主义在武昌起义后截夺中国海关全部税收则为重要原因。中国海关税收虽早为帝国主义指定为偿付外债和赔款，但税款的保管和支付，完全由清政府委任的海关道或海关监督全权负责。外籍税务司的权力，仅限于征收关税。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和完全控制中国的海关，立即开始攫取中国海关税款的活动。10月15日，总务税司安格联(F　A　Aglen)叫喊：“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是不行的”，他下令给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A　H　Sugden)“将税款设法付入汇丰银行我的账内”《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后来，经朱尔典提议，外国公使团竟决议“把全部海关岁入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下”，由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组织专门机构负责接受这些税款。《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59~168页。 　　对帝国主义这种掠夺中国各地海关税款的行为，各地的革命党人虽都先后进行了抗争，但由于害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最后都终于妥协。这样，武昌起义后，凡爆发革命的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收，无一例外地都为帝国主义所攫取。12月27日，安格联在一份电报中声称：“各地革命政府都已确认自己的义务，把关税全部汇解总税务司账内”《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69页。，每星期汇交上海分存汇丰、德华、道胜之行，为归还外债、赔款之用。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截夺了中国全部海关税款，革命党人失去了原可指望的海关税款这一项比较可观和稳定的财政补充渠道，遂使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陷入财政危机的困扰之中。 　　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临时政府决定发行1亿元的公债，利息8厘。“据宣布，这笔公债的收入除满足政策的需要外，将用来建立一种金本位的新货币。”《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4页。但结果并不妙。虽多方劝求，临时政府“直接募得之款，不过五百万元”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版，第4页。。其中大部分是南洋华侨购买的。接着临时政府又发行100万元的军用钞票，但市场信用很低，遭到人们的冷遇，商店多不肯接受，出现“钱业、米店相率停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89页。的尴尬局面。这样，就迫使临时政府的解决财政困难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外国的财政贷款上。 　　取得外国的贷款，一直是孙中山所希望的。武昌起义后，尚在美国的孙中山即把财政问题视为革命的成败关键。他从美国到伦敦和巴黎活动的目的之一，即为进行贷款。可是，均遭拒绝。但孙中山并未因此放弃从列强取得贷款的幻想，因为他相信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向他所说的“一旦民军建立起一个为全国所接受，为列强所承认之正规政府时，他们对于在财政上帮助革命党，将不表反对”《孙中山选集》第l卷，第563页。。为此，在筹组临时政府考虑财政总长人选时，孙中山也从有利于取得外国借款的角度出发，以陈锦涛“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胡汉民自传》。，决定选用陈锦涛。陈上任后，被授予募筹款项以应财政紧迫需要的重大任务，前去上海谋求外国的贷款。可是，迟迟没有进展。但孙中山从没放弃向外国贷款的幻想。据李书城回忆，当时，军需甚急，黄兴焦虑不安。“某晚，黄先生约我同见孙先生，询问向英、美借款事有无头绪。孙先生当时还看外国报纸，他放下报纸回答说：外国人曾向我说过，只要中国革命党得到政权，组织了政府，他们就可同中国革命党的政府商谈借款。我就职以后，曾向他们要求借款，并已电催过几次，昨天还曾发电催问，请他们实现诺言。但今天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国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办公的，明日不会有复电，后天可能有复电来，我再告诉你。”而实际上，“以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一直到总统府取消，外国借款还是杳无回音。”《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8页。 　　财政问题中，军饷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有的军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黄兴集》，第100页。黄兴为军饷问题，急得走投无路。各省军政府亦同样存在着军饷问题，有的军政府为此还向临时政府伸手。据胡汉民说：“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按指孙中山)即拨给二十万，余奉命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胡汉民自传》。 class=’pag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