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等之愚，以谓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足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为今之计，惟有联合已告独立各省，公举夙负名望之人为代表，造袁往请，更宜乘袁氏未北行之前，倍道而行，如袁行至北庭则事又多一周折矣。且今日无论袁之人格与共和政府相容与否，顾彼为名誉计，一时必自感受。吾中华民国能纳袁氏则可杜外人干涉，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目前之至计最要法著也。” 　　这篇文章从其内容看，是写于袁世凯尚未到北京之前。袁是11月13日到北京的，此文写作的最晚日期当在10日左右。《民立报》和《神州日报》，当时都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所掌握的报纸，在从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这么多鼓吹争取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的言论，这就说明了当时在革命党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认为争取袁世凯反正、举袁为总统对革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黄兴在11月9日，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也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 　　早在黄兴写这封信以前，湖北军政府和已独立的南方其他各省军政府，已经确立了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举袁做第一任大总统的方针。江海关税务司苏古敦(A　H　Sugden)11月9日致总税务司安格联(F　A　Aglen)的报告说：“黎元洪宣称，他已通电各都督，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十三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6页。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二十七报于9日上午的报告：“传说黎元洪曾对某外国人谈，现在中国各地革命军之五个司令官均已同意函请袁世凯担任中华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云。”《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一号，第563页。正是因为已确定了这个方针，所以，11月11日，黎元洪等人代表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的代表刘承恩、蔡廷干谈判时，黎对刘、蔡说：“予为项城计，即令返返旗北征，克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辛亥革命》(丛刊本)(八)，第66页。当时，《神州日报》也公开报道：“黎元洪以中国共和第一任总统许袁世凯，现袁对此事之答复，犹豫未决。”《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2日，北京电。“袁世凯逗留不肯赴北京，闻已受黎元洪言愿为共和领袖，以冀彼举为第一总统。”《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3日，汉口电芜湖转。过去，不少辛亥革命史的论著，多把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的制定归之于当时像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挤进革命阵营所产生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一些旧官僚和立宪派人渗入各个革命的军政府，他们对这种“举袁”方针的制定有影响是事实，但并不是主要的。11月初，南方各军政府确立这个“举袁”的方针时，离武昌起义尚不到一月，事实上，当时在各个军政府内部的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的发言权并不大。上述《民立报》和《神州日报》所发表的言论，足以有力地说明：袁世凯如果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的确定，起主要作用的并非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一些人，而是当时在革命党中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认为袁世凯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举袁”方针的确定，应该说，正是这种心理状态的集中反映。这种方针的确定，为各种支持袁世凯上台的社会势力(包括帝国主义的势力)的预谋得以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自从11月初由黎元洪代表南方各省军政府提出，经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开会时，得到正式以决议的形式通过后，一直为革命党人所奉行贯彻。南京光复后，黄兴于12月9日给汪精卫的复电说：“项城雄才大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南北议和开始的前二天，即12月16日，《民立报》在以《告唐绍仪》为题的社论中说：“吾深有待于唐绍仪之宛转陈述，俾袁氏迫令满虏以退让为能，则民国之建，无以为梗。吾族健儿必乐予满虏以特别之优待，而总统之席，袁世凯终有当选。千载以后，铜像巍峨，不啻唐绍仪贶之。袁氏之感谢，及于子孙。”《告唐绍仪》，《民立报》1911年12月16日。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开始，五天以后，即12月23日，黎元洪、伍廷芳二人，又分别向《大陆报》公开声明，只要袁世凯“不再迟延承认共和政体，必可选为共和国总统。”《革命中之西报观察》，《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5日。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也分别于12月31日和1912年1月2日，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临时大总统一席，他只是“暂时承乏”，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一定“让位”。 　　由上可见，自从11月初，黎元洪提出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直到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后，革命一方所发表的公开声明，从未改变。即使在南北议和期间，许多革命党人一再批评议和的错误，并揭露袁的反革命野心，但却很少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袁如反正即举他为大总统的这一方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革命党人产生拥袁以建共和最为有利的心理，制定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一再宣传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难道他们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毫无认识么？也不是。事实上，就在宣传袁最适于做总统的同时，也有人不断揭露他是“帝制自为”绝不可信赖的奸雄。甚至在同一份报纸上，短短的几天内，既登拥袁的稿件，又登反袁的稿件。如《神州日报》在11月15日的社论中提出迎袁出来做大总统为当今最要之法著的次日，又发表题为《论过信袁世凯者之误》的“社论”，指出袁有“操莽之遗风”，在“汲汲收揽兵权”，“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吾人决不能以无数鲜血，亿兆无量之牺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为富贵之资。”《神州日报》1911年11月16日。其后，随着袁世凯并不是痛快地接受拥戴，而是在残酷镇压革命的同时，大肆玩弄停战、议和的花招，别有用心地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反革命伎俩的揭露也就更加痛快淋漓。 　　如何解释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并非毫无认识，而又推行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这一问题，只要我们对他们当时所提出的“拥袁”理由作一番研究，即可以得出清楚的回答。 　　总括当时许多的“拥袁”言论，其所持理由约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　“今日满汉相持，其向背为中外所重者，当推袁世凯”，袁为汉人，“袁世凯之资格，宜于汉族总统”；2　外国舆论主张举袁为总统，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3　举袁可以“速满族之灭亡，免生灵之涂炭”。当时革命党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应该说，这既有历史的亦有现实的根源；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力量对比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清廷不仅放手卖国，而且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种族的歧视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统治，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口号，实质上包含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对内反对封建压迫和种族歧视内容的战斗口号。因此，它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胡汉民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说：“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仅取得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向。”《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这里所说的“民众”，事实上应该把众多的革命党人都包括在内。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汉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亦不能例外。 class=’pag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