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在秦国拜相之后，依然使用化名张禄，魏国人毫不知情。有一天，须贾出使魏国，范雎就换了一身破衣裳，到驿馆去找他。须贾很吃惊，说：“范叔你还活着啊？你来秦国，也是游说的吗？”范雎说：“嗨，别提了。以前我有过错，犯到魏国丞相手里，哪里还敢游说。现在就是给人当个佣人，混口饭吃罢了。”须贾感慨道：“你现在还这么贫寒？”于是就留他吃饭，并且叫人拿来自己的一件粗丝袍，送给范雎。幸亏有了这身衣服作为礼物，否则须贾必然难以善终。尽管如此，后面的场面，还是够他喝一壶的。 　　两人边吃边聊。须贾随口问道：“秦国的相国张君，你知道吗？我听说秦王很信任他，天下大事都由他决定。这次我办的事情，成败也都取决于他。年轻人，你有没有跟他熟悉的朋友？”范睢当然早已不再年轻，不过既然没有高官厚禄，在须贾眼里，年龄再大也等于零。范雎说：“巧得很，我主人跟他很熟，就是我也能求见他，我帮您引见吧。”须贾这家伙，到这个时候还不忘耍大牌。听了范雎这话，很不以为然地说：“我的马病了，车轴也断了。没有四匹马拉的大车，我是决不出门的。”范雎说：“没事，我去把主人的大车给您借来。” 　　范雎回去弄来四匹马拉的大车，亲自驾辕，载着须贾进了相府。认识的下人看到范雎亲自驾车，都识趣地自动回避，须贾感觉很是奇怪。到了丞相的办公室门前，范雎说：“您请等会儿，我去通报一声。”可怜的须贾，拽着马缰绳，在门口等得花儿都谢了，也不见人出来，就问把门的：“范叔进去那么长时间，还不出来，搞的什么鬼呀”。把门的说：“范叔是谁？这里没这个人！”须贾说：“就是刚才跟我一起乘车进来的那个人呀。”把门的瞥了须贾一眼，说：“什么范叔，他就是我们的相国！” 　　须贾顿时五雷轰顶，赶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双膝跪地，让把门的代向范雎认罪。范雎叫人挂上华丽的帐幕，召来许多侍从，威仪森严，然后吩咐一声：“传须贾！”须贾跪着进来，连连叩头，口称死罪，说：“没想到您靠自己的能力达到这么尊贵的地位，我再也不敢读天下的书、参与天下大事了。我犯了应该煮死的大罪，把我抛到荒凉野蛮的胡虏地区，我也没话说。我的死活，都在您一句话！”范雎冷笑一声，说：“你有多少罪？”须贾抢一般答道：“拔下头发来数我的罪过，也不够数！”范雎说：“你有三条罪。从前楚昭王时，申包胥帮助楚国打退吴军，楚王封他五千户作为食邑，申包胥坚辞不受，因为他的祖坟在楚国，他帮助楚国，不是为了获得封赏。我的祖坟在魏国，可是你却怀疑我有外心，暗通齐国，在魏齐面前说我的坏话，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肆意侮辱，你不加制止，这是第二条罪状。更有甚者，你喝醉之后也朝我身上撒尿，于心何忍？这是第三条罪状。你之所以能捡条性命，是因为你还有点老朋友的交情，赠我一件粗丝袍。” 　　范雎说完这些，就喝退须贾，然后进宫报告秦王，建议接受魏国的和议请求，但拒绝须贾这个使者，责令他立即回国。须贾离开之前，来向范雎辞行。范雎大摆筵席，把各个诸侯国的使者全部请到大堂之上，摆满丰盛的菜肴，却让须贾坐在堂下，面前摆着铡碎的草和豆子，左右分别坐一个受过黥刑，就是脸上刺了字的犯人，拿马料喂他。范雎还数落他说：“回去告诉魏王，马上把魏齐的头送来，要不，我一定要血洗大梁！”消息传回魏国，魏齐相国也不当了，抛下相印，悄悄逃离魏国，跑到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那里，寻求庇护。 　　范雎在秦昭王跟前确实得宠。秦王决心替范雎报私仇，就给平原君写封信，说：“久闻大名，听说你有情有义，我很想跟你交个朋友。请你来看我，咱们俩痛痛快快喝他十天半月的。”普天之下，谁不畏惧暴秦？再加上秦王送来的高帽子，平原君也深以为然，于是就兴冲冲地一路西行，来到秦国。 　　秦王没有食言，跟平原君喝了好几顿酒，然后才摊牌。他说：“过去周文王得到吕尚，尊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尊他为仲父。现在范雎就像我的叔父一样。他的仇人藏在你家，请你交出来，要不然别想出函谷关。”平原君说：“魏齐是我的朋友，就是在我家，我也不能交给你，何况还不在呢？”秦王不跟平原君啰唆，直接找到赵王。这时赵国国王是赵孝成王，名叫赵丹。秦王告诉赵丹：“大王的弟弟在我这里，范雎的仇人在你弟弟家。如果你不快点把魏齐的头送来，我马上派兵进攻赵国，你弟弟也别想出函谷关！”赵王闻听，立即派兵包围了平原君的家。魏齐抢先一步逃出去，找到赵国的丞相虞卿。虞卿这人，也不知道犯了哪门子邪，也丢下相位，带着魏齐，又跑回魏国，向信陵君求援，打算逃往楚国。在这事上，秦国固然过分，但魏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他背井离乡，实在不值。 　　正因为如此，信陵君虽然名声在外，心里还是犯嘀咕。他说：“虞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正好候赢在旁边，他说：“虞卿从前没发达的时候，赵王见了第一面，就赐他白璧一双，黄金百镒；见第二面，拜他为上卿；见第三面，拜他为相国。那个时候，天下人谁不知道虞卿？现在魏齐有困难，虞卿毫不犹豫，抛弃高官厚禄，跟他一齐逃亡，您还问他是什么样的人。人确实很难了解，了解别人也不容易啊。”这话绵里藏针，信陵君听了非常惭愧，赶紧驾车，出城迎接。魏齐这家伙总算识趣了一回，知道信陵君态度犹豫，就自己抹了脖子。 　　这是睚眦之怨必报。一饭之德必偿，须贾能保住性命，也算例子，但还不止于此。郑安平救过范雎的命，王稽带他来的秦国。这两个人对他后来的发达，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范雎登上相位之后，王稽就过来求官。这事不难，秦王很给面子，封王稽为河东太守，特许他三年不必汇报工作；提拔郑安平当将军，让他带兵增援王龁，继续围攻邯郸。 　　荐举贤能，充当重任，本来是相国的分内职责。范雎举荐的这两个人，到底有多贤能呢？按照他的聪明劲，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可是实际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郑安平带兵攻赵，战败投降；王稽与别国私通，最后被砍头示众。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郑安平阵前投敌，发生在白起两次抗命之后。范雎之所以如此积极排挤白起，恐怕不能说跟这事毫无关系。 　　看到这里，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白起的名将名副其实，范雎名相徒有其名。说起来，范雎对白起“言而杀之”，其实也是“睚眦之怨必报”的表现。白起不是闪过他的面子嘛。事后还说了点风凉话。一饭之德必偿，可算美德；睚眦之怨必报，确是恶习。这样的行为，说白一点，就是哥们儿义气。在街面上混世界，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也许能混成个大哥；再宽一点，当个县官儿也行，主宰一州的军民事务，就可能捅娄子，宰相确实不能胜任。 　　关于举荐人才，流传最广的美德人物，当属祁奚。祁奚字黄羊，春秋时期在晋国任中军尉，后来上了岁数，要求告老还乡，晋悼公问他：“谁接替你的职位比较合适呢？”祁奚说：“解狐可以。”晋悼公笑着说：“解狐可是你的仇人啊。”祁奚说：“主公您问的是谁可以接替中军尉，而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后来解狐死了，晋悼公再度向祁奚征求人选，祁奚说：“祁午可以。”晋悼公很惊奇，说：“祁午不是你儿子吗？”祁奚淡淡地说：“主公问的是中军尉人选，并没有问谁是我儿子。” 　　这就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其中的解狐，确实是个耿直之士，也曾举荐过自己的仇人邢伯柳，出任上党郡守。邢伯柳过来感谢，解狐说：“举荐你，是为了公事；怨恨你，是个人私情。你走吧，我对你的怨恨，并没有改变！”这人就是耿介如此，可见祁奚没有做错。当然，祈午的表现，也非常令人满意。 　　祁奚的表现，近乎圣人。心向往之，实不能至，有借鉴意义，但缺乏可操作性。我们不妨看看另外一位宰相，唐朝的裴度，面对故旧求官时的反应。请注意，那个求官者，道德上并无瑕疵，还是个忠厚君子。 　　这事记录在《唐语林》中。说的是裴度当宰相以后，对以前没当官时的朋友，以及有恩于己的人家子弟，积极举荐报答，从来不曾忘记。大臣中有个品德无可指责、平常没什么话的人，突然说：“我和谁谁谁，跟裴晋公都是老交情。从前没当官时，我们有过约定，不论谁发达了，都要互相扶持。我从政多年经验丰富，裴晋公却一直不肯重用。”这话传到裴度耳朵里，裴度对传话的人笑笑，说：“我确实负了约。你见过灵芝、珊瑚吧。”那人说：“灵芝、珊瑚，都是稀世珍宝。”裴度又说：“你游玩过山水吧？”那人说：“名山大川游了很多，只有庐山瀑布像银河，举世无双！”裴度说：“灵芝、珊瑚都是珍宝，但要盖房子，还是得用樟木、楠木、桤木；瀑布可以入画，但对百姓生活没有帮助，要灌溉良田，还是得河水。那个人的德行文章、气度举止，可以作为大臣的表率，谁看了都会尊敬，但是长厚有余、机灵不足，而且懦弱多疑。从前人民质朴，地不过千里，官不过百员，内无权臣作乱，外无奸诈祸害。画地为牢，人不敢逃；只用穿赭衣作为惩罚，人们就不敢犯罪。虽然叫列郡建国，分封侯爵伯爵，可即便是大国，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县，很容易治理。现在天子设置一万八千个官职，三百五十个郡，四十六位将帅，八十万大军，礼乐文物、官员士子，都远远超过古代。如果没有王佐之材，我怎么敢随便举荐他呢？” 　　《唐语林》不是正史，此时不能完全坐实，但其中的道理，大抵不错。一句话，要量材使用。可是，范雎举荐郑安平和王稽，做到这一点了么？郑安平败仗可以理解，投降不能原谅；至于王稽，里通外国，更是让人无法接受。按照秦国的法律，荐举失察，要负同样的罪责，范雎应该被夷灭三族。但是秦王的宠幸还没过保质期，所以丝毫没有追究。 　　范雎推举私人、谗杀大将，毫无疑问，都是将个人好恶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说白点，他并没有为秦国效力的真心。他为秦王分析天下形势，制定“远交近攻”、“固干削枝”的策略，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个人地位，而非为秦国统一天下。当然，我们这么要求他，可能也有点超出时代。战国时期，人才流动非常频繁，一不高兴，抬起屁股就可以走人。“楚才晋用”这个成语，就是那种局面的产物。所以说，当时的人们，很难有祖国的观念。祖国观念都没有，你还要求他为别的国家效忠，这怎么可能。 　　如果我是范雎，也许不会滥用私人、谗杀大将，但也很难真心为秦国效力。秦国是什么？秦王，还是那一套官僚机构？反正国家是大片的泥土，不会说话；人民是遍地的农人、贩夫走卒，会说话但没人听。效力最大的，就是那一套独裁统治。它像一架巨大的机器，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总体而言，没有人能独立改变机器的运转，每个人都制人，也制于人。其实，王稽向范雎跑官时说的那番话，还是蛮有水平的。他说：“有三件事无法预知，三件事无可奈何。秦王某天晏驾，是第一个无法预知；您突然归西，是第二个无法预知；我暴病死于沟壑，是第三个无法预知。一旦秦王晏驾，您再恨我，也无可奈何；如果您突然归西，您再恨我，也是无可奈何；假如我暴死沟壑，您再恨我，还是无可奈何。”意思很明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现在秦王还宠信你、我还年轻有精力能折腾，赶紧给我个官儿当当吧。 　　说这话水平高，是因为他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上有独裁之君，下有专权之臣。算是相辅相成，类似磁铁的南北二极。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时代。 　　风筝飞得再高，总有一只手，在地上牵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大将再勇猛，将士再顽强，最后还是要输在案牍文书手中。这就是白起们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整套以独裁为基础的官僚机制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他们的斗争，基本上是零和游戏：秦王拖延了灭赵的时间，增加了战争成本；白起丢掉了性命；范雎丧失了名誉。尽管他最后在蔡泽的劝说下，急流勇退，落了善终，但谗杀大将的恶名，却永世难消。只要《史记》不失传。人们就会一代代地铭记下去。 　　不是么？ class=’page’>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