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些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世宗如果那样以为，为什么不在显陵前面也立一通无字碑呢？又何必劳心费力撰写碑文，而使父陵石碑降下一等呢？

那么，会不会世宗原来就想在七陵分别立个无字陵，无字碑的竖立，只是取“彰显功德”的象征意义呢？其实，这种可能性也不存在。因为，如果是这样，严嵩就不会奏请世宗撰写七陵碑文了。而且，这种“彰显功德”的方式，如果说对长陵以外其余六陵尚可敷衍的话，那么，对长陵来说便是毫无意义了。因为，长陵早已立有神功圣德碑，而且碑上是有文字的。

显然，七陵碑没有文字的结果并不符合世宗立碑的初衷。那么，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世宗立碑本意是要刻字的，但后因碑文的撰写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才不得不搁笔不写。

那么，对世宗来说撰写七陵列圣碑文难在哪里呢？

首先，是难在仁宗撰写的长陵神功圣德碑文早已赫然镌刻在长陵神道上的神功圣德碑上，且文长3000余字，将明成祖一生的“功德”推崇到了极点。世宗要撰写出在颂词的水平上超出仁宗的碑文来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新立一碑，文字、文意都要有新的创意，否则后世如何看待这一碑文呢？

其次，世宗要撰写七陵碑文遇到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世宗对献、景、裕、茂等陵的墓主情况缺少生动而有感受的资料。虽然，宫中有诸皇帝的《实录》，也有奏章档案材料，但是要在堆积如山的案卷中查阅，皇帝为一国之君，哪有这个时间？况且《实录》系儒臣编纂，御制碑文反以儒臣之文为据，这是否也有“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之嫌呢？况且，各帝政绩不一。仁、宣二宗政绩明显，为其撰文，可以大抒一番；而英宗则先是宠宦官，丧师土木堡，被瓦剌俘虏，丢尽颜面，后则兄弟反目成仇，发动政变。为这样的皇帝撰文，不仅难以找出真正的“功德”去彰显，而且还要在文字上做些手脚，“为尊者讳”。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困扰世宗撰写碑文的又一难题。

故此，七陵碑文，世宗由想写而未写，确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既然七陵石碑都是无字的，后来的永、昭、定、庆、德五陵遂沿用以为制，均在陵前建造了无字的神功圣德碑和碑亭，也就造成了明朝十三陵中的十二陵均有一通“无字碑”的出现。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