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反观中国古代的许多昏暴之君，之所以败国亡家，也往往与朝纲独断、拒谏饰非有一定关系。《国语·周语》称：西周厉王暴虐奢侈，以杀“弭谤”，对批评其过失者，格杀勿论，终使“国人莫敢言”。辅臣召公切谏，厉王也置若罔闻，最后导致国人叛乱、自己流亡的不幸局面。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秦始皇和秦二世独断专横，骄恣拒谏，任用佞人，阻断言路，最终导致宦官赵高欺上瞒下，指鹿为马，把秦政权拖向死亡之路。这正如《盐铁论·论诽》所评论：“塞士之途，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殆社稷也。”隋炀帝不仅昏淫残暴，而且刚愎自用，“疾谏如仇”，公然宣称“我性不喜人谏”（《资治通鉴》卷182），于是撤废谏官谏议大夫，从制度上堵塞了大臣进言之路。对于那些敢于拿生命作赌注直言切谏的人，隋炀帝动辄降职罢官；而对那些阿谀之人，他又视为心腹，屡加擢升，从而使官风迅速败坏，一发而不可收拾。但他也很快就自食其果，亲手断送了大隋江山，自己也做了亡国之君。

历史告诉我们：统治者虚怀纳谏是盛世的序曲，骄横拒谏是亡国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