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韩儒林：《〈元史纲要〉结语》，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2）。此文后来作为“前言”载入《元朝史》上册。 〔34〕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60页。〔35〕 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官僚政治和制度·写作草纲》（打印稿）。〔36〕 文彦博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7〕 邓之诚语，见其《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书局，1983），卷五上，第12页。〔38〕 道森 编：《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汉译本，1983），第26-28页。〔39〕 周良霄等：《元代史》，第470-471页。何兹全先生从人民对国家人身隶属关系强化的 方面进行分析，也得出结论说：“明清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朝继承来的，不是从秦汉继 承来的”。见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一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5期。〔40〕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明初专制集权的强化是打着“惩元之弊”的旗号进行的。但这与我 们上面的分析并不矛盾。明初人屡称“宋元宽纵”，实则宋元宽纵的表象相同而实质有 异。宋朝的宽纵可以说是宋初制定的既定国策，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思想在具体政 策上的表现。而元朝的宽纵主要表现出它作为“征服王朝”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法制上 的不健全，并非对臣下刻意宽容。与此相联系，我们还看到尽管元朝皇帝（或蒙古大汗） 享有无上的专制权威，但其时的君臣关系并不像明朝那样剑拔弩张。蒙古皇帝有非常强 的“天命”、“神授”自我意识，对作为自己“家臣”的朝廷官员没有太多的疑忌之心； 而元朝官员主要来源于蒙古、色目贵族和汉族胥吏，其政治态度也与富有强烈的道义原 则和社会使命感的士大夫阶层颇为不同。到明朝，君臣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一面是起自 寒微、心理脆弱的明太祖及其子孙，一面是在长期受到冷落后重新有了用世机会、跃跃 欲试的士大夫，君臣关系趋于紧张似乎可以理解。廷杖之制起于金、元，但两朝廷杖大 臣之例并不多见，不像明朝动辄棰楚交加，原因应当也在于此。〔41〕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二 大蒙古国的特色及历史影响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统治，对蒙元历史、漠北草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