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因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等。……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至于经济的发展，从两宋到明末形成明显的马鞍形，这是不言而喻的。” 　　周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想对元朝历史作出比较实际和准确的评价，就应当将它放在更广泛的历史阶段中，特别是宋、明之间进行考察。由宋到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要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赖于专家学者的大量深入研究。由于宋、明历史史料浩繁，问题头绪复杂，夹在中间的又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性最突出的元朝，因此这一跨时段考察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同样作为专制官僚制王朝，宋、明两代的政治气氛即有很大区别，宋代主宽而明代尚严。宋代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颇有“开明专制”色彩，对政治领域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抑制也比较成功，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36〕； 而明代的皇权及其附属物——宦官权势恶性膨胀，“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37〕 。这一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吗？还是完全由偶然因素所决定？恐怕都不是，其中应当有元朝的影响。在“家产制国家”色彩浓重的大蒙古国，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汗权至高无上。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说：“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38〕 这种观念一直保持到元王朝。周良霄先生通过若干问题的考察指出：“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朝廷重臣与皇帝的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所有这些，都导致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39〕 的确，从元朝历史来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明代很多皇帝恣意妄为、我家天下任我为之的蛮横心理，应当来自元朝“家产制国家”的皇权观念。〔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