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秦论”的社会影响

　　汉政权建立之初，应该如何治理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当时的统治集团并非胸有成竹。“过秦论”的兴盛一时，客观上为统治者提供了历史借鉴。它对于汉初若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起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就治国原则而言，“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汉书·循吏列传》）一句“反秦之敝”道出了汉初政治的奥妙，也折射出“过秦”的现实意义——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究竟是“黄老之学”的影响，还是“过秦论”的产物？恐怕应该仔细思量。“逆取顺守”自此成为历代沿用不替的治国法则，每当在朝代更迭之际就是拨乱反正的立论基石，其影响之大更是有目共睹。

　　以秦为喻，广开言路，成为汉代一切开明之政的源头活水。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在这篇上书中，他历数秦朝的种种失误，特别强调堵塞言论的弊端，“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汉书·贾山传》）汉代批评时政的直言不讳之论，往往与“借秦为谕”密切相关。如薛广德上书汉元帝：“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汉书·薛广德列传》）又如直臣梅福进谏汉成帝：“折直士之节，结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汉书·梅福列传》）这些梗直大臣如此出言无忌，就是由于“过秦论”的影响力足以束缚皇帝的个人意志，使之不敢肆意而行。

　　汉代的轻刑安民之政、抑奢尚俭之风，都与汲取秦朝的速亡教训有关，也就是与“过秦论”的积极影响有关。（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