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秦论”形成的原因

　　如果追溯批判“暴秦”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战国纷争之时，当时的东方各国甚至习惯于用“虎狼之国”来指代秦国。秦昭王与楚怀王相约会盟，楚国贤大夫屈原劝谏楚怀王不可赴约，理由就是：“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史记·屈原列传》）信陵君魏无忌对魏王分析秦国的特性，也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史记·魏世家》）到秦汉之际，人们对秦朝“暴政”的认识就更加深刻，批判也更为激烈。秦末农民起义就是受压迫的人们以实际行动批判秦朝的暴政，貌似强大的秦朝也终于在全民性的反抗面前迅速土崩瓦解。在著名的“鸿门宴”上，勇将樊哙在项羽面前批评秦朝的失误时就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史记·项羽本纪》）由此可见，“过秦”思潮的出现，有其真实的社会原因，以酷暴为特色的秦朝统治是造成“过秦”思潮的现实基础。

　　秦亡汉兴之后，出于求治的需要,思想家对秦朝失误的总结是相当深刻的，而且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和资政致治的追求。其中，尤其以陆贾和贾谊的贡献为大。汉朝开国之初，陆贾就在以刀兵得天下的刘邦面前，极力推崇文治教化的作用，刘邦竟然开口大骂：“迺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毫不客气地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幡然悔悟，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于是，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写出了著作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陆贾列传》）以刘邦这样的草莽英雄，居然接受“逆取顺守”之策作为根本大计,这对于汉政权的稳定是有大功的。以至东汉时期最有个性的思想家王充，虽对古代圣哲多所贬讥，但对陆贾却是尊崇有加：“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论衡·案书篇》）所以,如果从讨论“君臣政治得失”而言，称陆贾为汉初政论第一人也并非虚誉。当然,贾谊的论述自有一番新的境界:“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过秦论》）他还有一句充满历史智慧的论断：“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集校注·大政上》）以陆贾、贾谊为杰出代表的汉初思想家，以秦朝的速亡为例证，冷静地总结历史，批判暴政,劝谏汉朝统治者改弦更张，调整统治政策,这充分彰显了思想家“先知先觉”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