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久任”的端绪，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出现，突出表现在对少数高级官员的任用上。譬如，萧何从汉王受封立国即为丞相，直到病逝，跨十三个年头；陈平任相也是及身而止，逾时十二载。这或许与最高统治者力图显示和开国功臣“共享天下”的姿态有关。到“文景之治”时期，则延续为常规。《史记·平准书》描述当时的官场情况是“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其意为：官吏任职多年而不调动迁转，以至于其子孙都长大成人了；有的官员干脆以自己的职位作为自己的姓氏，据说仓氏、庾氏得姓就是由累年管理府库而来。这应该理解为“无为而治”政策在用人领域的体现。结果是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禁，秩序井然，吏风纯厚。西汉后期的大臣王嘉，对此极为赞赏：“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汉书·王嘉传》）东汉初年的名臣朱浮，也曾经以艳羡的口吻，赞叹其时的做法“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后汉书·朱浮传》）

西汉吏治最好的宣帝时期，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汉书·宣帝纪》）。对于郡太守，汉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如果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对治理地方确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汉书·循吏传序》），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如胶东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经因为有过失而被贬，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宣帝下诏称扬，并给予“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按照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以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或激励作用，而且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是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汉书·循吏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