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中国近事》（NovissimaSinica）于1697年出版不久，耶稣会士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就遭到了巴黎索尔邦大学神学系的谴责，无论是在神学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欧洲都不再有开放、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中国了。而彻底的改变则是欧洲近代经济的起飞，这之后现代哲学起步时代的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则将此发挥到了极致。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曾被耶稣会和莱布尼茨理想化了的中国开始慢慢被肢解掉了，中国被欧洲主流社会彻底遗忘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由赫尔德、亚当·斯密等思想家所提出的“停滞的中国”却为19、20世纪的汉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尽管无论是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的拉丁文版：DechristianaExpeditioneapudSinas）、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mémoiressurl＇étatpresentdelaChine），还是后来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EdifiantesetCurieuses，EcritesdesMissionsEtrangèresMémoiresdelaChine），为了有利于刚刚起步的传教事业，都是以颂扬中国文明、赞赏中国伦理为主基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著作没有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例如殷弘绪（Franois-Xavierd＇Entrecolles,1662-1741）神父在书信中所描写的在北京的弃婴以及在景德镇的“万民坑”都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度。这些描写当然也可能让欧洲的学者从负面来解读当时的中国。

从历史角度讲，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对中国的崇拜几乎完全消失了。多数的历史学家没能公正地看待中国在17至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他们认为，当时对中国反常的崇拜只是假借中国之名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而已，并非与真实的中国有关。这之后的中国形象在欧洲的骤变，除了由于欧洲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的伦理、政治思想变得一无用处之外，跟中国当时自身在政治、经济上的衰落也不无关系。早在1776年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就出版了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严复所译《国富论》）。他认为中国尽管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但现在却是一个处于停滞状态下的帝国，他写道：“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在分析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的原因时，亚当·斯密运用近代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了几条：停滞于农业和农业的停滞；对手工业、对外贸易和商业的轻视，以及中国的财富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