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9)
时间: 2007-03-08 14:44 来源: 点击: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即以其之评论中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虽有为李陵文饰之嫌,却也基本本乎事实,并谈不上怎么过分。因此,船山先生以为“迁之书,为背公死党言”,这一论断,是很不公允的。
李陵之降,至少于其时而言,自然难可宽宥。然而若细究其所以降、乃至追查战败之原因,则从汉武、李广利到路德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浚稽山之战,李陵是尽了全力的,而失败之责,主要应归之于李广利和路博德之侧应不力,甚至根本就不准备救援。说“陵自炫其勇”,虽为事实,然而以五千兵马而能力抗匈奴八万精兵达近十日之久,最后若非出了汉奸,尚有不败之可能。则陵之勇,亦彰矣,其自炫也是实事求是,又何夸之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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