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数次听信谗言，一致李陵于绝地，再则族之使其气绝；汉武之不仁，可知矣！李陵本已受此大冤，刺杀汉奸李绪一为自己正名，二亦为汉朝消除了一大祸害，即不认其功，亦无可言其过，如何反能说是“嫁祸于李绪”呢？船山先生之糊涂，不亦明乎？

至于其所道之“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前言已析。船山先生胸藏韬略，精通兵法，竟没察觉出其中的端倪来，居然认定李陵是“效死以战”，不能不让人遗憾。至于谈到“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此一问倒应该留给汉武的了！驭将之道，当“疑人不信，信人不疑”；单于尚且懂得重陵之才，倚以重任而不稍加疑惧，此知用人之道也，如此方能得人死力。而汉武竟听一人谗言即族诛功臣，猜忌心重而寡德少恩如此，相比之下孰高孰低，不亦明乎？船山先生更也曾亲见本朝崇祯皇帝听信谗言中贼反间，无辜诛杀名将熊廷弼、袁崇焕，自坏其万里长城，使大明江山稀里哗啦尽附于异族之手。熊袁二人但有一人在，满清铁骑要想直驱山海关，殊非易事！由此观之，船山先生之不求事委，亦显然矣！

国家之治，首在人才。国有才而才尽其用，则国鲜有不治者；国有才而不能用，才被用而不能尽其用，乃治国之大痛者也。反观我今日之中国，众心浮荡，人莫不欲穷奔他域；未得出奔则鲜有安心于本职工作者。于此观之，当今治国者治理之术亦劣矣！政端之弊亦大矣！

那么船山先生何以会发此一番难于立足的宏论呢？其实，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船山先生创作《读通鉴论》的背景和目的，就不难了解了。近代西人史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船山先生所写乃是史论，就更难免于要杂入自己之周遭境遇了。其之评史，实则针砭现实也！

船山先生生于明万末（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中叶。其漫长的一生，正跨越了风云突兀狂潮跌荡的明清嬗越之际。他出生时，明王朝内忧外患，气息奄奄；外有满清铁骑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嚣行宇内。年二十五时，崇祯自尽，吴三桂开关延敌，清兵入关；未己清军铁骑即杀掠江南。船山于湖南老家组织乡勇抵抗未果，投奔广东肇庆之南明永历帝；不久为奸人设陷几死狱中。后见孙可望挟持桂王，心有异志，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林泉”，避居零陵一代，颠沛流离。晚年乃退居衡阳船山，发愤著书，察历代兴亡之事，征明之所以亡，以资后来有志复明者鉴。这事实上也是明末清初那些大学者，如顾炎武、黄梨洲、李二曲等的学术之最终目的。故船山先生之史论，实则时论也！而既是时论，则明末和小南明之弊端陋习，亡国之征，无一可逃先生之针砭。船山尤曾目睹甚至亲身参与了小南明的十七、八年苟延残喘之艰苦岁月，则小南明之兴衰成败，必牢牢印其脑中；其事迹于他之影响，亦必至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