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自汉高到汉武，对功臣一直是很克薄的。从汉高的诛杀韩信、韩王信等，到景帝时为应付七王之乱而无辜诛杀晁错，到武帝时的腰斩公孙敖等，一路下来血光不断，正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良将亡”之古训。李陵的祖父飞将军李广，也大抵应算是被当朝给逼死的。而今李陵一败军之将，战虽至勇矣，失利之责却无可推诿；李广利路博德之不救援虽或有意如此，可人家是皇亲国戚，权高位重。以汉武之刚愎暴躁，再加自己临行前所立下的一番豪言壮语及汉武对自己所寄予的厚望，如今纵有百口，又如何能给自己辨个清白？此所以李陵要哀叹“无面目报陛下”的了。然而自己明明被人算计，而功业不成，如此赴死于国事无补，自己也死难瞑目。毕竟，“陵自不难刺七寸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颈以见志，顾国家於我已矣”（《答苏武书》）；一死易，不死难。不如让兵士们回去先告当朝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自己且暂留此有用之身，待来日寻的时机再立奇功，譬如生擒或刺杀单于，到时既报家国，还朝或还能还我清白。

但李陵错了。他以为“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但那是要看对象的。要汉武如此作，则实在有些过高要求了。

由于李陵所战之地离开边境不远，汉武初闻边境传来的李陵困境，为使其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但不久却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世人但可同富贵，共享乐，欲求患难之交，则实在是难而又难矣！这时只有并算不得李陵至交的太史令司马迁出来，为李陵辩解了几句，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入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於天下”，并认为李陵之不死，必是“欲得当以报汉也”。这些讲的大都是实情，李陵之败贰师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然而狂怒中的汉武岂能听之？司马迁于是遭受了腐刑之祸。

过了一阵子，汉武冷静下来，也颇后悔当初“陵当发出塞，乃诏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误听路博德之言，使李陵草率出兵，才至于此。于是就于一年之后，即天汉四年（前九七年），派李广利路博德、及游击将军韩说兵分三路进击匈奴，同时派常败将军公孙敖乘隙深入匈奴腹地，以图救出李陵。

汉武之救李陵的诚意如何，已不可考。然而他至少十分糊涂却是肯定的。欲救李陵，却派此三员或是李陵死敌、或是无能惧死之辈，那又如何能成功呢？果不其然，三军和匈奴未触即溃，公孙敖回报却说“捕得生口，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汉武震怒之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而实际上给匈奴当教练的，乃是曾为汉塞外都尉后降匈奴的李绪。很难说把李绪当成李陵，不是李广利路博德韩说三人为推诿败绩和嫉妒李陵而施展的借刀杀人之计。李陵初降时，“忽忽如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答苏武书》）；“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而今家已不复在，“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自己可谓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至此，李陵的最后一点退路，已经被断绝得干干净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