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贵族享有的特权，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就是最生动的例子。费加罗的主子要求在费加罗新婚之夜按照传统习俗占有新娘的初夜权。气愤至极的费加罗质问道：“你地位高，你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爵位、财产、地位、官衔让你飘忽，但是你一辈子究竟做了一点什么事？就连出生时你都没使一点劲！”《费加罗的婚礼》的作者、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因为嘲弄贵族而被送进监狱。这也是启蒙时代很多思想家的命运。伏尔泰因为讽刺宫廷的淫乱生活，被投进巴士底狱。《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因为写作《盲人书简》中的无神论观点也被拘捕。相比之下，那时的中国则像知识分子的天堂，他们可以一无所有，只有知识和才能，但是一旦金榜题名，他们不仅能统治天下，而且能影响皇帝。“人类的想象无论多丰富，也很难设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在中国，智者决定一切，而且他们都是通过了极其困难的科举考试而证明他们能够胜任他们的官职、不负众望。”伏尔泰对中国科举制度的赞誉可以说代表了所有启蒙思想家的心声。 腓特烈大帝说，“应该让哲学家做校长和王子们的导师” 幸运的是，因为这场中国大辩论而几乎成为启蒙时代一个殉道士的沃尔夫先生，遇上了一位虽然专制但很开明的君主。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做王子的时候，就很喜欢沃尔夫的书，甚至写信告诉作者：“确实应该让哲学家做校长和王子们的导师。”1740年腓特烈继位后马上就请沃尔夫回哈雷大学做校长，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入城欢迎仪式，同时命令大学神学院的学生必须听沃尔夫的课、通读沃尔夫的著作。 腓特烈大帝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自称是哲学国王和国家第一公仆，夙愿是成为一名开明君主并把普鲁士建成一个欧洲强国，其捷径就是把欧洲各国最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数学家，甚至是医生，请到他的王宫里长住，接受他们的启蒙，其中也包括伏尔泰。伏尔泰在和腓特烈长达四十年之久的通信中，时常以最优美，甚至是谄媚的语言，表达他对这位开明君主的赞誉：“每一天，我感谢上苍让您来到人间，因为您有别于其他任何君主。从他们那里我们请求荣誉和利益，从您那里我们只渴望您开明无量。”沃尔夫不仅以他的新作《自然法》，而且还把接下来的十五本著作都一一献给腓特烈大帝，以表达感恩之心。在其中的《哲学国王和一统天下的哲学家》中，沃尔夫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开明君主论。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自然法则所赋予人的理性和力量，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一直被深受儒家思想、道德和智慧教育并影响的开明君主所统治。开明君主的典范是执政长达60年的康熙皇帝。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也是康熙皇帝的医生和老师)所著的《康熙皇帝传》，给沃尔夫和欧洲启蒙思想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康熙皇帝“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可以肯定地说，这位皇帝是自古以来君临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在沃尔夫眼里，这样的皇帝是哲学家的君王，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家长，对他的子民始终有着关爱和自我约束，由此赢得统治的权利，而且他所受的儒家教育保证他不会滥用他的权力。沃尔夫在《哲学国王和一统天下的哲学家》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有哲学性……中国自古以来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府首先要归功于那些哲学家的君王。在政治管理艺术上，这一民族从来都优越于其他民族，毫无例外。”他的结论不言而喻：欧洲君王应该如何？只有效仿中国。 腓特烈大帝被誉为欧洲的康熙皇帝，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和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三世，则向中国皇帝学习，亲自执犁春耕。沃尔夫的观点对于欧洲十八世纪推崇开明专制，有直接的影响。在启蒙时代，除了极少数的激进启蒙思想家，很少人认为公众的道德和认知能够达到自我管理的程度，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身上，相信只有通过像腓特烈大帝这样的明君，逐渐实行开明的公共教育、社会福利和经济繁荣，才能最终取得社会的改良和进步。在他们眼里，中国的康熙皇帝尤其验证了开明专制君主的必要和可行。他们的目的是改良现存体制，而不是重新开始革命。而在这一过程中，启蒙思想家并不满足于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而是希望能够像古希腊哲学家亚理斯多德影响亚历山大皇帝一样，去为当代的欧洲君主出谋献策。这就是为什么伏尔泰接受了腓特烈大帝的邀请，为什么狄德罗应俄国叶卡捷琳娜女沙皇的请求前往圣彼得堡，为她提供一系列教育和政治改革的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卢梭答应给波兰国王起草宪法。 然而，崇尚理性、自由、平等的启蒙思想和不受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专制统治，最终难以协调。叶卡捷琳娜女沙皇给狄德罗一份不菲的酬金，并且为了接济他买下了他所有的藏书，但是认为他的改革意见是纸上谈兵。伏尔泰最终也难以忍受腓特烈的独断和专制，两人分道扬镳。伏尔泰告诉腓特烈他绝不会放弃他言论的自由：“我没有法杖(王权的象征)，但是我有一支笔，那是一支怎样的笔，使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显得滑稽，使他的预言成为谎言。”腓特烈给伏尔泰的结论是：“简直像个流氓，极端低下，我都为人类社会有他这样的人物感到羞耻。他的聪慧使人敬佩，但是他的心地实在不敢让人恭维。”他甚至派人把伏尔泰在回法国的路上拘捕。 无论多么开明，腓特烈毕竟是一名专制君主，他的名言是：“可以争辩，随意争论什么，但是必须服从。”这从他受沃尔夫的影响写的一部书信体小说《中国皇帝的使臣费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他赞颂中国，但同时也借这位中国使臣之口，告诫他的臣民要绝对服从：“欧洲和我们思维方式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很容易使用他们的想象力，也就是他们误认为是理性的力量，而我们则很荣幸地生为您的奴仆，坚定不移地遵循着古老的传统和智慧。”不仅如此，腓特烈还花了七年时间在波茨坦的无忧宫里，修建了一座中国茶亭，这是当时欧洲皇家园林里必不可少的装饰品，也是十八世纪风行欧洲的最具“中国风”装饰风格的精美代表作。他亲自为中国茶亭设计草图，让建筑师采用中国传统的圆亭构造、伞状盖顶、落地支柱，茶亭周围的装饰则是各种身着东方服饰的人物雕像，有的人在奏乐，其他人则倚着金色的棕榈树听演奏，或者在交谈、品茶、吃水果。腓特烈大帝经常在此以茶待客，而且一定要用中国进口的茶具。 从远处看，腓特烈大帝的中国茶亭似乎有些味道，但走上前去却似是而非。尤其是那些活泼、嬉笑，甚至艳俗的镀金人物塑像，根本无法和无忧宫的欧洲古典主义的理性、庄重、对称、谐调的风格相比，也许因为如此，只适合放在园林里，作为饭后茶余的消遣。腓特烈大帝的中国茶亭与其说是中国风格，不如说是欧洲人臆想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相距甚远。 西方人在启蒙时代借孔子和儒家思想之力，冲破了桎梏他们自己的神权和王权 启蒙时代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是片面的、肤浅的，而且是实用的，甚至是功利的。无论是在对神权的挑战上，在借开明君主之力推进他们改良的理想上，还是在提高启蒙思想家本身的地位上，孔子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匡正时弊的工具，虽然是强有力的工具，但也只是工具。用已故著名启蒙史学家陈乐民先生的生动比喻则是，“用显微镜把它单挑出来像特写镜头一样放大，那不是幻觉也是错觉。”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错觉使启蒙时代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误入了一个制造神话的思维模式中。而一旦这个神话被现实打破，就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东方落后论。当腓特烈大帝向乾隆皇帝提出要求通商被拒绝后，他对中国的热情骤然下降。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那些中国人“不过是些少见多怪的野蛮人”，而那位“当上了中国皇帝的满族人乾隆”是个蹩脚的诗人！腓特烈大帝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欧洲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 沃尔夫在哈雷大学后来的日子里，没有在中国问题上继续研究，因为整个欧洲环境开始改变了。随着耶稣会被禁止在中国传教，随着罗马教皇对耶稣会的取缔，更重要的是，随着启蒙之后西方的崛起，清朝却恰恰开始衰败，而中国的现实也似乎证实了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东方乐园，其实并不存在。十八世纪之后的德国哲学家，包括赫尔德、黑格尔和恩格斯，他们都继承了东方落后论的观点。甚至就连沃尔夫本人也承认，中国人实际上只取得了最基本的美德，即他们对行为的评判完全取决于结果的成败，而不是受理性的指引———后者才是更高的美德。在他们看来，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代表了人类的童年，他的行为被专制的传统道德的框架束缚了，不是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和主观努力。黑格尔说，“东方人认为普天之下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人认为一些人是自由的；德意志人认为所有人都是自由的。”直至今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其实依然未走出这个阴影，但是他们在启蒙时代，借孔子和儒家思想之力，冲破了桎梏他们自己的神权以及王权，因而进入了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