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在他的名著《哲学词典》中，以诙谐幽默的笔触记录了启蒙时代这件极富有象征意义的争论。“哈雷大学的数学教授、著名的沃尔夫先生，有一天发表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演讲，赞扬中国人的哲学、那个古老的文明、那个不同于我们的民族———他们的胡子、眼睛、鼻子、耳朵还有他们思维的方式都不同于我们……在同一大学里，有一个神学教授非常不受欢迎。他独自一人呆在冰冷的教室里，没有一个学生，自然就想把数学教授赶走。这样的人只会使用一个借口，他果然攻击沃尔夫先生不信上帝……”但是，这是一个不能让人信服的上帝。伏尔泰发问：“请这个上帝，这个在倾听我的上帝，这个既不可能生于处女，也不可能由一片面包来代表，更不可能造就这么多教条的、疯狂的、可怕的所谓的福音的万物之主，同情一下他们这些基督徒吧，正是他们在亵渎神灵！”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教徒：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中国灿烂的文明，包括她的法律、习俗、语言，甚至是服饰，四千年多没有根本的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君主的明智，而其他国家则是迷信当道。康熙大帝竟然能拜西方传教士为师，这让伏尔泰佩服不已，并视为宽容异己的范例，写进他的《论宽容》里并让欧洲的君王效仿。在他的史学著作《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中，伏尔泰也把中国作为人类文明进化之旅的开始，而最后又回到中国：这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 伏尔泰深厚的中国情结以及启蒙时代思想家对中国的关注，也可从当时的一幅名画“若弗兰夫人的沙龙”略窥一斑。沙龙是启蒙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冒险家讨论他们新观点的最重要的场合，而在启蒙思想家云集的巴黎，则以若弗兰夫人的沙龙最为著名。在这幅画里，画家雷蒙尼耶把启蒙时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聚集一堂。孟德斯鸠、卢梭、《百科全书》的编者达朗贝尔、哲学家爱尔维修、作曲家拉莫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画面正中的演员表情丰富地朗读刚刚上演的伏尔泰话剧《中国孤儿》，伏尔泰则由他的头像代表———他由于倡导宗教宽容和言论自由，被迫逃到日内瓦避难。 《中国孤儿》是伏尔泰根据元代戏剧《赵氏孤儿》改编，他把故事从春秋战国改编到元统一中国，把晋国的赵家故事改为宋末元初的大臣张惕舍命救皇子。《赵氏孤儿》讲的是忠、信、仁、义，《中国孤儿》则是赞扬儒家思想代表的文明是如何征服野蛮。伏尔泰多次提到他的《中国孤儿》的目的，是为了在舞台上“传授孔子道德”，并称自己这部作品为“五幕孔子的道德戏”。 《中国孤儿》风靡欧洲，《中国孤儿》的英语版的序言尤其把伏尔泰的中国情结推向极致：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卢梭认为中国并不像伏尔泰想象的那样美好。他借小说《新爱洛伊斯》主人公之口说：“我见到宇宙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文明最绚烂的民族受制于人数很少的野蛮的游牧部落。我亲眼目睹了这个民族，我丝毫也不奇怪他们被外族奴役。综观历史，他们总是很轻易地就被侵占和蹂躏，而且即使知道世界末日他们将依然如是。中国人也许命里如此，因为他们连抱怨的勇气都没有。我觉得他们虽然受教育很深，但是无所事事而且徒有虚名，说得多但做得少，心气很高但是缺少天才，符号多创新少，表面君子好人但骨子里欺骗奸诈。”在他的眼里，中国人考虑更多的是规矩，他们的伦理更多是掩饰，而他们的人性则多为屈尊和崇上。 以三权分立思想著称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同样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因为中国没有任何能够制约皇帝特权的机构，这就决定了中国体制的专制。在这样的一个专制政权下，保证百姓的温饱、保持社会的稳定是中国统治者的目标。一个能够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府是否适合中国，孟德斯鸠并不确信。同时，儒家思想中对祖先和长者的尊崇决定了中国人政治上的顺从，这是中国皇帝作为大家长行使专制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作为皇帝的子民，中国百姓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 虽然这些著名启蒙人物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他们完全一致，这就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羡慕。在中国，人之所以高贵不是因为血统，而是通过金榜题名。对于多数平民出身的启蒙思想家来说，这犹如天方夜谭。特别是在等级森严的法国，大大小小的七万多个官位都可以被买卖：下层的官位，如法官、警察、狱长、军官，可以在报纸上公开拍卖；主教、税官、大臣、部长等高官则是王室税收的重要来源，每年能带来九亿多法郎的收入。当然，这些官位基本都被贵族买断，而且就是那些刚刚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也都削尖了脑袋想挤入贵族的行列，因为贵族不仅有地位、头衔和荣耀，而且不服兵役，免于基本税务，就连他们犯罪之后也是单独受审，一旦被判死刑，是被砍头，这样至少只有短暂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