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乡后，H先生在亲戚、朋友、地方报社记者们的簇拥下，来到家乡的县政府。首先向县知事、县议长、地区议员等赠送了南美洲的土特产——每人一张鳄鱼皮。之后，他又来到会议室，将本县的海外移民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当晚，应邀参加了特意为他举行的、令参加者大吃一惊的豪华宴会，回到家乡的第一天，一直热闹到深夜方才结束。 　　次日，地方报纸以《功成名就——今浦岛》为题，以三个段落的篇幅刊登了老人的生平事迹，很快他就美名远扬。哪怕是站在曾经养育过他的明治村庄的车站月台上，到处都能看到一张张崇拜之至和恋恋不舍的面孔。当天夜里，老人举行了答谢宴会，参加的有村子里的实力人士、自家的亲属、朋友、邻居等二百余人。宴会非常排场，光是一条大的加级鱼就价值数千日元，盒装食品也是几千日元一盒的。宴会通宵达旦，人们欢声笑语，一遍遍地为老人祝福。 　　第二天早晨，参观村小学，登上观礼台；然后，参加忆苦座谈会；最后，向村小学捐款一百万日元，作为学校各个教室添置电视机的资金，接受校长递交的感谢信。 　　实际上，关于H先生今天参观村小学这件事，对于他来说的确是倾注了过多的感慨。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十年前，也就是他七十五岁的那年，H先生就曾经有过回乡探亲的计划。可是，他接到了弟弟的来信，得知同村有位也是移民秘鲁的M先生前些日子回乡探亲了，给村小学捐赠了五十万日元。听到这个消息后，H先生含泪放弃了回国的年头。因为，在他的原计划里，本打算只给小学捐赠十万日元。H先生痛恨M先生！但是，从此，并不服老的H先生拿出了年轻人的勇气，开始更加发奋地挣钱。H先生拿出了“杀手锏”，同时给村民文化活动中心、村里的神社(日本供奉神灵的庙宇)和村公所作了捐赠。并且，还在村里冷清、昏暗的道路两旁安装了明亮的日光灯。这样一来，村里人就都在谈论他和十年前回乡的M先生，舆论一边倒地盛赞他的义举。H先生终于赢了！这场村上“成功人士”争夺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日本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川中岛决战。 　　H先生在自己出生的村庄上住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给寄居的弟弟家盖了新房，安装了新的栅栏。最后还包租了一辆观光巴士，带上酒菜，领着相关人员游览县界境内的风景名胜，以此作为答谢告别宴会。 　　临行前，众多得到他恩惠的人们一直把他欢送到车站，依依惜别，祝愿他健康长寿。村长也手持感谢信跑了过来，中学生们也满怀敬仰之情，请他签名留念。 　　飞机从羽田机场起飞了。座位上，H先生带着完成了人生使命的踏实感和虚脱感，茫然地眺望着窗外。在晚霞的夕照里，他久久地凝视着这片今后永远也不可能再见到的祖国的土地…… 　　究竟是为什么回日本的？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又是为了什么？尽管今天在阿根廷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并不了解日本，尽管还有再次迎接贫穷生活挑战的心理准备…… 　　这就是一部日本人所敬仰的成功者的传记。 　　回不了祖国的人 　　那么，难以实现回国愿望的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姑且不论。另外一部分人在经济上有些宽裕，但没有能力像前面那些回国探亲的同胞那样随意铺张。这些人由于顾及面子什么的，也就断绝了回国的念头。这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件心情郁闷的事情。 　　为了排遣思乡的苦闷，他们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利用当地的材料加工醋鱼饭团，做糯米团子，玩赏日本式的庭院，用废旧汽油桶改做日本式的澡盆等等。而对于老人们来说，最大乐趣恐怕就是去圣保罗旅游了。 　　“还是得活下去啊，有时我感觉到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村子里。” 　　在他们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能够体味到他们对不能回国探亲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这些老人缓慢地蠕动着他们那饱经风霜的颧骨，啜吸着一百克鲁赛罗①一碗的葱丝清汤面，有时也喝一些加了粘糕的、特别甜的小豆汤……这些情形，已经成为圣保罗日本移民街上的一道风景了。 　　然而，在几十万横渡太平洋的日本移民中，我们谈论衣锦还乡的人，或者是日常生活还算宽裕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反映了日本移民生活的一半。 　　在南美洲，有些日本移民或因为顾及名誉含羞而死，或为了躲避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同胞而忍受孤独……如此这般断送自己毫无价值的生命者，又何止几千！ 　　———————————————————————— 　　①克鲁赛罗：巴西的货币单位。 　　秘鲁的松川事件 　　A先生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他仪表堂堂，还能干些轻活，很难想象他是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从十年前开始，他就在利马一个西班牙富豪家的别墅里当清洁工，并且在他家仓库旁边找了间一坪(大约为3.3平方米——译者注)大小的房间住了下来。 　　我的朋友矢野虎次郎先生由于生意上的事情，到这位富豪家拜访。他看出了自称是中国人的A先生是日本人。回来后谈起这件事情，觉得与我受人之托从日本带来寻亲的照片上的一个人很相像(有几位日本人托我帮助他们寻找亲属，并且还带来了回日本探亲的路费)。在我答应为他保密的前提下，矢野先生这才同意陪我又去了一次A先生的蜗居。 　　“只有开拓贸易，才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年轻时候的A先生也曾经有过直薄青云的大志。人们都说A先生自杀了，已经死了——这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事情。而事实上，A先生并没有死，他是被卷进了一件与他毫无关系的冤案里去了。 　　昭和14年(1939年)，当地政府加强了对日本移民的营业限制，A先生眼看着新的业务发展已经不再可能，就开始向自己一直经营批发业务的客户收款。A先生所经营的业务范围很广，即使是被迫停业了，就是光靠回笼的资金也能舒舒服服地生活二三年。可是，在安第斯山对面的C村有个客户，豪宅深院死一般的寂静。A先生去了几次，按了许多次门铃，却始终没有反应。焦急万分的A 先生绕着宅子转了一圈，沿着土墙垮塌的缺口正要进去，不巧遇上了警察，还被训斥了一顿。 　　人的命运确实是个说不准的东西。A先生在与警察争辩了几句后，血气方刚的他理直气壮地朝警察嚷道：“我是债权人，你给我住嘴！”谁知道，这家的主人最近刚刚被人杀了。这一来，A先生就自然成了犯罪嫌疑人。当时，正是反日浪潮高涨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人肯出大力气营救A先生。而他本人态度又非常激动，做出了一些蔑视法庭的举动。在法庭上辩解时，关键时刻语言又不通，没法说清事情的原委。再加上邻居作证说：“他就是这几天每天都在这里转悠的男人(事实正是如此——作者注)。”因此，他就连辩解的余地都没有了。 　　A先生被判入狱了。后来又以“优秀犯人”的身份出狱了，在获释的那天，他给自己的朋友写了一封遗书，让大家相信他已经自杀了。 　　当然，A先生无罪的真相后来终于大白，但是，A先生也有二十五年没有露面了。在深宅大院里做清洁工，很少会被来客看见；而且他也没什么事情，平时不需要外出。国籍的问题也好办，只要不遇到日本人，别人都会以为他是中国人呢。 　　我们拿出了路费和他的日本亲属的照片，一个劲地劝他返回日本。我想，如果要想冲破他的“名誉”心理防线，就非得拿出硬功夫来做他的思想工作。 　　“现在，社会变了，没人会评论谁成功，谁失败啦！再也不会有人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了！” 　　“外国人可不在乎自己的失败。失败了就由政府送回国，还抱怨政府发放的‘重新创业基金’太少呢。” 　　可是，任你用什么办法，也改变不了A先生固执的念头。 　　“拜托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与日本人说话，我感觉到好像已经回了一趟日本。不过，要是你们真的同情我的遭遇，请你们发誓：以后再也不要见面，也不得向任何人谈起见过我的事情。否则，我换个工作，离开这里。” 　　A先生拉着我们的手，如泣如诉的声音，使我不得不放弃了任何说服他的企图。 　　对于A先生来说，他与其他日本移民一样，把“衣锦还乡”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但是，由于警察的错误，导致了他的第一追求化成了泡影。如今，他就只好抱着自己的第二追求了却余生了。按照A先生的说法，一个年轻人死了，尽管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第一追求，但是人们会怀念他，说：“他要是活着的话，肯定会成功的。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怀念的人啊！”这就是A先生的第二追求，也就是他认为的“名誉”。只要A先生的名字在死亡名单中，他的第二追求就算实现了。也就是说，对于A先生来说，“只有‘死’了，才能够放心地活着”。 　　再死一次， 　　我并不恐惧。 　　因为， 　　要是没有爱， 　　死， 　　就是快乐的天堂。 　　这是法国一位诗人写的一首诗。看来，法国诗人的心，正符合了日本人“成功理论”跳动的频率了！ 　　披露A先生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或许就是犯了“第二次杀人”罪。 　　最后，我对A先生说，由于“冤案”已成定论，是否可以提出重新审理的请求，要求恢复名誉？但是，他笑道： 　　“那又有什么价值呢！说到底，我的第一追求还能回来吗？晚了！要是别人知道我还活着，我的第二追求也就随之破灭了，还不如死了呢！” 　　佛龛上的农夫们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B先生的。那次，我去看望东京大学印加帝国遗迹考察团的泉靖一博士，他正在处于安第斯山脉中部的瓦努克盆地考古发掘现场。回来的途中，我走过丛林，越了帕斯科山峰，放眼望去，展现在视野里的是以安第斯山脉为背景的空旷无际的大平原。环顾四周，到处都是麦子的海洋，一望无垠的麦田翻腾着翠绿色的波浪。 　　夕阳西下，辽阔的平原染上了一层惨然而又单调的色彩。只见一位瘦骨嶙峋、戴着破草帽的老年人，光着双脚站在地里，稍不留意还误以为那是一具看守麦田的稻草人呢！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庄园里干活的印第安人，仔细一看又不太像，鼻子不是那么高，态度也比较和蔼。于是，我用日语问道： 　　“你是日本人吗？” 　　“No！” 老人绝口否认，抬腿就要离开。 　　这下我明白了，能够听懂日语的提问，并且能用“No”来回答问题的印第安人是不存在的。 　　他没有告诉我姓名，也不让我给他照相。他要求我，在这里相遇的事情，不得告诉任何人，就连自己的老婆也不例外。在得到我的承诺之后，他才肯坐了下来。 　　“在青年时代我也曾想过要当一名大地主。可是，我被骗了，唉，是被自己的同胞欺骗了。我是个在精神上已经死了的人。当地的庄园主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了我的躯体。这里的豆子和红薯是足够的，有时还能喝上一杯皮斯克酒。日语我是全都忘记了。对了，像我这样的日本人在阿申达还有好几个呢。不过，彼此之间既没有通过姓名，互相也不大打听底细，都是些已经死了心的人啊！我一次也没去过帕斯克镇，听说那里好像也住着一户日本人。” 　　我从背包里掏出酒瓶，劝他喝几口日本酒。这时，他脸上的表情复杂极了，既有惊奇，又有感激，还带着羞愧和高兴……不一会儿，他一边哆嗦着，一边“咕嘟咕嘟”地喝着，很快就把酒瓶喝了个底朝天。作为回赠的礼品，他往我的包里塞了几个红薯。他也是一个等待着第二次死亡的“亡灵”！ 　　当年，他是乘坐最后一艘移民船离开日本的，丢下了贫穷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 　　“再苦再累你也要坚持三年，等我在秘鲁做起了买卖就回来接你们。” 　　他的妻子哭了。哭着，又笑着点了点头。即将跳出苦海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刹那间，在她的眼前闪过。可惜的是，这竟成了他们夫妻二人的诀别。 　　“哎，我老婆，再婚？不会的，她不是做那种事情的女人。只要她活着，肯定会天天在佛龛上给我供上饭，为我念经的。可能都有外孙了。哎呀，我真糊涂啊，还想这些事情有什么用？这都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只能在保持荣誉与毁坏生命之间进行选择的日本人，他们命中注定的结果，难道是靠别人的祷告就能改变的吗？ 　　“老头子，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在看着太阳落山，落山的位置天天都不同。但是，过了一年，它就又轮过来了。你呢，老头子，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来啊？” 　　我仿佛看到了祈祷的老太太，她那瘦小的身材和青筋暴突的双手合“十”在胸前，正在微微地颤抖着…… 　　老人思忖了一会儿，留下了写有我姓名、地址的明信片，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