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读书 　　吕蒙字子明，汝南富波(今安徽阜南)人，打小跟随姐夫邓当在孙策部下效力。邓当死后，他升任别部司马，代邓当领兵。后来屡立战功，历任平北都尉、横野中郎将、偏将军等职。 　　一天，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身居要职，应该注意多读书。吕蒙和李云龙一样，认为军人只要会打仗就可以了，读什么书，就以军中事多为推脱。孙权对吕蒙的态度很不满意：“我难道要你钻进书堆，当个博士吗？不过是要你浏览书籍，多知道些过去的事情。你说你事情多，难道还会多过我？我就经常读书，自以为大有益处。”吕蒙听了孙权的话，很惭愧，当真开始读书。 　　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冬，鲁肃接替周瑜出任大督都，路经寻阳(今湖北黄梅)，与吕蒙闲扯。越扯，鲁肃越感到吃惊，因为眼前的吕蒙跟过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惊奇地对吕蒙说：“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鲁肃这句话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接着吕蒙讲出了一句更有名气的话：“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后来吕蒙接替鲁肃统帅吴军，成为一代名将。 　　这则典故现在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我读过很多次，每次读都有一种感动。孙权的“但当涉猎，见往事耳”的读书态度，很符合诸葛亮的脾气。 　　建安初，诸葛亮在荆州，未出仕，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交好，一起讨论学业。石广元他们三人读书，务于精熟，把前代典章制度记得很牢。而诸葛亮读书，拣重要的来看，独观其大略。每天早晚，他们三人都抱着书本死背，而诸葛先生却显得闲暇，常常双手抱着膝盖，在竹林里长吼(长啸，一种养生方法)。诸葛先生一次对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三人都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一级。”三人问其所至，诸葛亮笑而不答。显然诸葛先生认为，他们的读书态度作为学者可取，而对于有志从政的人来说，并不可取。也是三国，另有一则相当好的读书态度，我指的是官员的读书。 　　蜀汉大司农(财政部长)孟光，向刘禅的老师郤正了解太子最近在读什么书，学识有什么长进。郤正回答说：“太子对父亲很孝顺，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也很有礼貌。”孟光说：“这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都能做到的，我问的是，太子治国的本事如何了？”郤正认为，太子既能做到忠孝，又懂礼貌，就不会乱来，而智调权略，藏于胸怀，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怎么会知道？看样子，郤正有点生气。 　　孟光知道郤正一根筋，得点拨点拨他。于是说：“我这人说话很直，你不要介意。现今天下大乱，应多教些谋略方面的东西，这才是当务之急，才可以在强手如林的乱世中存身。储君读书，哪能像我们一样，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探策讲试，以求爵位邪！”郤正认为有道理。 　　孙权没明说的话，孟光直捅捅地说出来了，吕蒙通过读书读懂了孙权的意思，鲁肃也观察出来，所以才和吕蒙拜把子成兄弟。而郤正也转过弯来，可惜刘禅扶不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或者有人要说，这不是教人学鬼吗，明摆着厚黑学嘛。确实是。然而，不鬼点，能上史书吗？或者这样说，能上史书的，都是极鬼的人，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问题是怎么一个鬼法而已。朝中好人要都老实得一根筋，跟坏人斗不起来，也不禁斗，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权谋萧杀。只是所谓的好人与坏人，他们的人生底线不同罢了，或者纯粹为了功名利禄，或者为了人间正道。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丁卯，皇帝给大学士杨士奇等的上谕中说：“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任安民之寄？”此中深意不知当今的为官者能否明白。 　　读史的态度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些都是可以留给后人的实录，连君王本身都无权过问，这个职责如今的记者担当了些。那些在台上者，春风得意时指点江山，身陷囹圄后涕泣自陈，都是白纸黑字，不啻又是一个实录。 　　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也有为尊者讳的。秉笔直书者进而掉了脑袋，这样的例子不必再举。而后人也不必因为有为尊者讳的地方，便疑及整个二十五史，相反却应该从曲讳的地方探出隐情，才是正经的读史态度。 　　东晋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权臣桓温见之，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一战确实失利，但也不至于像你的父亲所说的那样。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枋头，在今河南新乡东北，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与慕容垂在此交战，惨败。恼羞成怒的桓温终于亮剑，这是政治家的惯用伎俩。 　　这时孙盛已老，在家安度晚年。可脾气依然是那个脾气，方正严厉，一丝不苟(“性方严，有轨度”)。儿子们虽然也年过半百，但孙盛对他们的管束一点都不放松(“待之愈峻”)。因此，当儿孙满堂跪在孙盛的面前，哭喊着求他改几个保命的字时，孙盛就是不肯，不但不肯，还将他们骂了一顿。没办法，诸子遂私改之，保住项上人头要紧。 　　孙盛估计也没老糊涂，见子孙们突然不吵了，不哭不闹了，而桓温的侍卫也没有破门而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孙盛也不吭声，装作不知道。原来，他事先已抄写别本，传之外国。及东晋孝武帝即位，购求异书，辽东人将别本呈上，与当时流行的删改本不同，遂两存之。 　　唐太宗要看《起居注》，担心有什么不良的言行被载入史册，褚遂良不肯。唐文宗要魏谟拿《记注》给他看，魏谟也不肯。吴兢写《则天实录》，语涉宰相张说不光彩事。身为宰相的张说暗地里恳求吴兢改数字，吴兢就是不肯，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史上确也曾发生过以写书做交易的事，就如现在的记者做有偿新闻。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凭自己的喜好褒贬人物，还大言不惭地对人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话讲得很露骨，然而时人终是不服，谓之秽史。 　　即使如前四史之一的《史记》，鲁迅先生盛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王夫之也对其提出批评，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此“忠”，不是不忠诚，而是指没能信守史官的职责。表现之一，即是司马迁对李广与卫青的不同态度。 　　然而，群众的眼光终是雪亮的，史官在史书上做手脚，除非手段极其特务，否则终是要现身阳光下。故余意，二十五史，纵有瑕疵，终是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