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自由:另觅新欢的绝好借口?

时间: 2010-02-24 15:40    来源:《历史的性格》    刘义光     点击:
  谁动了我的凤凰池   司马光说:“国家选人,先门地而后贤才,这是魏晋的弊政,魏晋几百年间竟无人能改变这种局面。关于君子、小人,并不以身份地位来区别,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在当时,连魏孝文之贤,都免不了因袭这一陋习,看来能够明辨是非而又不为流俗所迷惑,确是太难了。”   我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不随波逐流确实难得,“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世间能有几人?而“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的情况,以孝文帝的才智,难道看不出来?我以为问题的根子在于,他不敢也不想去触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那些门阀世族可都是当权者,谁动了他们的“凤凰池”,无疑是自树敌人,自掘坟墓。家国都不保了,改革有屁用。辅佐拓跋珪起家的崔浩,开国元勋,最后却被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珪的孙子)灭了全族,原因之一,就是崔浩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拿门第开刀,由是得罪于众。崔浩的外甥曾力劝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崔浩不听,遂罹祸。   以现今的情形看,明暗两规则,傻子都看得清楚,可是有话语权的都自甘聋哑,都信奉“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一团和气,各守各的“凤凰池”。没话语权的只好装疯卖傻,骂两句以泄私愤。   “凤凰池”典出西晋荀勖。荀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宠,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迁尚书,甚罔怅,人有贺之者,荀勖说:“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邪。”   幸福指数   杨坚一统宇内,下了一道太平诏,说:“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很实在的话,没有什么吓人的建国方略,但如能做到,也可以称大治。   中国文化看重心性的修养,修身、齐家,摆在最前面,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石。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一人一家快乐平和了,天下国家没有不平和快乐的道理。近日,读卡耐基的书,好打打杀杀的西方人,原也把心性的培养放在第一位。卡耐基说:“生活的快乐与否,完全决定于个人对人、事、物的看法如何,因为,生活是由思想造成的。”他在《改变你生活的九个字》一文中引述说:“能变化气质的神性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思,也就是我们自己。”想起曾国藩的一句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伪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   无论中西,学问之最高境界其实是一致的,尽管西人没有“境界”一词。   “从小,我的家人每一天晚上都会从《圣经》里面摘出章句或诗句来复诵,然后跪下来一齐念‘家庭祈祷文’……”卡耐基在《报复的代价太高了》一文中说:“我现在仿佛还听见,在密苏里州一栋孤寂的农庄里,我的父亲复诵着耶稣基督的那些话——那些只要人类存有理想就会不停地一再重复的话:‘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恨你们的人;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祈祷。’我父亲做到了这些话,使他的内心得到一般将官和君主所无法追求到的平静。”而在耶稣基督出生前的551年,我们的夫子就已主张“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的,只要人类存有理想,就不能没有“恕道”,“恕”是人生永远不变的最高贵的情操(柏杨语)。然而事实是我们久已没有了我们的圣经。儒家主张知足常乐,夫子座前大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别人都受不了这份贫苦,颜回却一天到晚乐呵呵。卡耐基同样在西方推介这份快乐活法。叔本华说:“我们很少想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总是想到我们没有的。”卡耐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所造成的痛苦可能比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疾病来得多。   “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杨坚的这个太平诏,仿若普天下读书人书房里的座右铭,浓缩了儒学的最精华部分。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幸福指数了。   婚姻自由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是各有各的理。古汉语中没有“女”字边的“她”,不利平权,五四之初便造了一个,而古文中通以“姪”称呼侄儿侄女,也不见男子们直呼其冤。   西方国家已发达到两男子可以登记“结婚”了,婚姻至此完全丧失本义,仅停留于法律意义上的两个人的组合,正如组合一支乐队。倘陷于家庭暴力或性格纠葛等诸多因素,婚姻自由确可以还被侵害方以自由身。但目下情势,离婚自由有太过之嫌,结容易离也容易,自由而散漫,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乎?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汉时的杜钦,说过一句话:“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徕异态。”他虽是针对嫡庶之间的明争暗斗而言,但较之于今,亦有深刻之意义。给我一箩筐的胆,我也不敢去反对一夫一妻制,这不明摆着欠揍么。我是服杜钦识人性之深,开出的“药剂”也中理。   儒家社会,礼法森严,竟然允许秦楼楚馆存在,先是惊诧,继而也是佩服。礼禁的是缙绅之家,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为众人瞩目,所以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纲纪。而守节也不是一刀切,得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报经政府批准,如若不愿,则听任再醮(我们这一代的后人写历史,对此一节误读太多)。秦楼楚馆疏导的是芸芸人性,与其放任自流,不若纳于规范,也少些什么病的背地猖獗。自然,文明社会,我们不应允许秦楼楚馆余孽再现身,也不应支持辜鸿铭的纳妾合理论,但确定一个礼来调节当前的婚恋状态却是必需的,也是当务之急。恋爱自由一过头,多有禁果先食者。家花已无花期在,自不比野花香,婚姻自由恰成另觅新欢的绝好借口。   社会之和谐,首在家事之谐顺上。日暮时分,百鸟归巢,而家事扰怀,殊非平安夜。汉朝匡衡说:“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又说:“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考诸史实,嫡妻制对女性却是一个绝好的关怀,不至于人老珠黄而横遭遗弃。   文辞欺人   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写作班子把总结报告编写得出神入化,领导看了首肯,这项工作就算安全到达陕北了。此种文风之坏,无疑是新生代党八股,我以为比党八股还要恶搞。党八股还只是文章的僵硬、不活泼,而前者却无视具体工作,一门心思只在文句上雕琢,从而益发滋长了弄虚作假的做派。唐朝柳公绰惩治这种风气,只有一个字:杀。公元823年,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蒲松龄在《聊斋》里愤愤地说,国家应出台这样一个法规,凡杀死奸吏的人,不但不应判重罪,反应减刑若干年,因为天下奸吏无不可杀者。当时之人对奸吏痛恨如此。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首推谢灵运,次则王维。谢灵运身为东晋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刘裕篡晋,他与陶潜走出两条路,陶潜挂冠西去,谢灵运侧身宋朝。及仕途失意,乃兴兵拒捕,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观其前后所为,并非有忠义晋室之迹,却声称自己忠义,可谓欺人之甚。   王维的遭遇有点像周作人。初为唐朝“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被迫出任伪职。后作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王维被捕下狱。因为有这首诗,及弟弟王缙的营救,唐肃宗乃特宥之。后来杜甫称赞王维,谓之“高人王右丞”,杜甫之意原是赞叹他的诗画境界,顾炎武却很是不平,说:“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顾氏进而将文辞与国运连接起来,“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镜者,明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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