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

　　一是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

　　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濬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

　　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邠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