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于对儒学现代价值的看法相互对立，于是儒学的本质属性成了辩论的焦点。围绕民本思想展开的“反专制”与“专制”之争最为典型。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学者反复引述“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声称这是“对专制的批判”。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儒家经典中将最高权力赋予君主的制度性命题。诸如《论语》记述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引述孔子的“民无二王”，《中庸》引述孔子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等等。只要对照一下政治学专业的大本教科书，就不难判定这种制度设计属于“专制政体”范畴。

　　这类学者大多有良好的愿望。但是，事实搞错了，判词还准确吗?判词不准确，宏论还可靠吗?当今众多弘扬儒学的文字，不仅少了一点求实精神，也违背了孔子之学的真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张扬的“历史价值”多为不实之论，议论的“当下意义”往往更为虚夸不实，设计的“现代路径”则实属歧途。这种做法不利于中华民族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

　　分析理论结构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针对那些故意造成“结构性信息缺失”的现代崇儒者，许多学者分别使用了“阴阳组合结构”、“比翼双飞”、“和谐统一”、“极吊诡的整体”等提法，旨在形成比较完整的事实陈述，证明儒家的尊君与重民并行不悖，进而在揭示本质的前提下，发掘积极因素。

　　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

　　“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