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三大段落在中国文明的历史中的作用

　　王国维在1925年时曾称他那时为“发现时代”，今天我们所处的更可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里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使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不断深入和更新。

　　下面，我们就试举一些例子，说明出土文献对于研究上述三大段落中国文明的历史会起怎样的作用。

　　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的《黄帝书》，有学者认为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是战国时黄志之学的经典性文献。篇中说：“昔者黄宗（即黄帝），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践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唯余一人，□乃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这是说黄帝时始称王，同时设立诸侯，与《史记·五帝本纪》有关记载相合，都表明传说中黄帝的时代是文明的初现，称黄帝为“人文初祖”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