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段落

　　中国学者历来对出土文献非常重视，但能对有关研究做出理论性探讨的，应首推王国维先生。大家知道，王国维1925年秋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所谓“纸上之材料”，即传世文献，“地下之材料”固然可包括各种考古文物，然而从他讲课中说“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一）甲骨文字，（二）金文”，这些实际就是出土文献。通过以出土文献来印证补正传世文献，开辟研究中国古史的新途径，乃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真谛。

　　当然，在王国维的时代，出土文献的种类和数量都还有限，特别是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田野工作可以说尚未开始。这种工作能够大规模铺开，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出土文献大量发现，其繁多丰富，远出前人所能预想，这也就使遵循“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