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考古学密切结合

古文字学进步显著，与中国考古学工作的开展是密切相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田野考古事业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于是古文字文物不断涌现。这些古文字文物许多是前所未见的，迫切需要释读，这就促进了古文字学的发展，也使古文字研究从以传世流散材料为主转变为以有科学记录的考古出土材料为主。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被引入了古文字学。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古文字文物本来就是一种古代文化遗存，与其他种类遗存一样可以适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如层位学、类型学的分析以及分域、分期的整理等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古文字文物时同样有用武之地。

以甲骨学为例。自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到1937年抗战爆发，一共进行了15次，其间出土了大量甲骨文。但由于战争，这些宝贵材料直到1948年、1949年才正式发表(仍未完全)，随即引起殷墟甲骨分期的热烈讨论，即所谓“文武丁卜辞”的问题。到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发掘，找到了有关的地层证据，这个问题才开始有了共识。而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又导致甲骨分期“历组卜辞”的争论以及甲骨分期两系说的产生，在甲骨学上有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由于新的考古发现，今天的甲骨学范围业已扩大。上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在山西、陕西、北京、河北、河南若干地点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尤以陕西岐山、扶风的周原遗址、周公庙遗址所出为多。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了早于殷墟的字骨；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出土了与殷墟同时的卜辞。因此，甲骨学研究涉及的已经不限于殷墟，而且不止于商代了。

考古学的方法影响古文字学在青铜器和金文方面表现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青铜器本身乃是出土古器物的重要门类。经过众多学者长时间的努力，中原地区(广义的)青铜器的分期序列可以说大致清楚了，这对金文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少论著，例如刘启益的《西周纪年》等等，都把青铜器分期同金文分期结合起来，有许多创见。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以王世民等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为基础，参以历法研究，编制了“西周金文历谱”。其他地区的分期研究也正在进行中。这一类工作，有利于更准确地通过金文研究当时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