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在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以学术迎合政治的倾向日趋严重，久而久之，这股思潮便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人们见多不怪，也自然以学术能迎合政治而引以为荣。当然，在这种政治气氛和学术氛围中，有的学者是真诚地相信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学说约有用性，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学者则带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于是有关锋等人以批判修正主义为幌子而强加给孔子及儒学一些莫须有的罪名。1962年，由山东历史学会和山东历史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在曲阜举行。关锋等人起而发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指名道姓地批判一些研究工作者，从而不仅使这次会议的讨论无法正常进行，而且使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对孔子与儒学价值的评估基本上都囿于一种政治化的批判姿态。关锋等人反对既说孔子的一生为挽救垂死的奴隶制度而斗争，又说孔子的学说是进步的，客观上适应了奴隶制瓦解的趋势，反映了时代进步的某些要求。他们认为，这种认识是违背历史实际的。孔子既然站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在奴隶制濒于灭亡的春秋时代，说他设计挽救垂死的奴隶制的蓝图，这不就是在抵抗当时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吗?这种思想和行为哪里还有什么进步的意义呢?如果孔子研究过历史，如果他是站在没落奴隶主的立场，毕生为挽救垂死的奴隶制度而斗争，那么他虽然可能看到夏桀、殷纣灭亡的某些原因，说出某些历史事实，但是决不可能创造出进步的历史观，更不可能从汲取历史的教训中创造出进步的政治学说。因为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的阶级利益--无论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利益，都是和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相抵触的。于是他们明确判定孔子的思想是反动的，是毫无价值可言的。也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关锋等人坚决反对冯友兰等人提出的道德遗产的"抽象继承"原则。他们说，冯友兰在1957年提出的所谓抽象继承法，以为哲学命题的特殊意义有阶级性，不可继承，其一般意义没有阶级性，是为各阶级共同服务的成分，应该继承，这个分析方法是有问题的，其问题主要在于是超时代和超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