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一种现代化模式,即使是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都没有必要以反西方尤其是整体性的反西方主义为其前提。至于究竟何为现代化,一般认为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是现代化公共元素。但是没有一个特征——比如“民主”——是所有现代化“家族”成员所共同具备的,比如香港就是有自由而无民主,而日本恰恰倒过来,有民主而无自由,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都是现代化“家族”的成员,都有彼此类似的特征,至少现代化元素中的大部分,无论是香港还是日本都共同具备。如果整体性地反西方,就等于拒绝了现代化的大部分元素,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相似性意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曾经以现代化为标榜,但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苏联和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趋势背道而驰的,只具有个别性的现代化元素,自然不具有“家族”的相似性,无法归类于现代化的“家族”成员。
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涵
由此可见,一种具有现代性质的民族主义之建构,必须是开放的、非种族的,必须置身于全球性的现代化大背景。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权,但同时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少民族主义的价值符号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匮乏的倒是其实质性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具有现代化元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不仅仅是一种种族的、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在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民族国家不是一种形式的、主权的和法律意义上的抽象,而是关于共同体生存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实质性的内容。民族主义的开放性格不仅意味着对外的兼容并蓄,全方位借鉴,而且也要求内部的开放,容许共同体的每一成员在社会公共领域,对什么是最好的共同体生存方式进行自由的、平等的讨论,并且借助一定的社会空间,进行试错性的社会实验。而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格则要求这样的讨论和实验必须置身于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必须对现代化的那些公共元素诸如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等,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加以重新的选择和配置。可以说,只有当这种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政治内容基本确立,而且通过立宪的方式,确确实实为共同体的成员所自觉认同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才会真正“实”起来,才会具有稳定的、长久的整合功能,成为全民族的认同对象。这,将是下一个世纪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这一目标不是仅仅通过反西方的种族煽情所能实现得了的。反西方主义只是一种饮鸠止渴,它只能倒过来加剧民族认同的危机本身,而无助于走出历史的循环,走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冲突的传统困境。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不是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而是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一种通向世界现代化大“家族”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