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人性善恶的争论中，道家老庄虽然没有对人性作出善恶的判断，但他们特别强调人的自然性，直接否定礼义这类社会性规则的束缚。他们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人的自然性的恢复，也即主张回复到与自然相合的状态，而自然人性是通过对名利、美恶、生死等世俗观念的解构，即“解悬”而获致的。在“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过程中，要求做到知常，知常既是对“道”的顺从，也是对人间秩序的认同。对自然人性的珍视，使得道家对礼文这类社会性的“为之伪”，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拒斥态度。孟子在把礼义作为人性善的内在根据时，强调人对仁义礼智的自觉，同时，以仁政、仁术为礼之文的主要形式，认为礼的外在形式是使人心中的善端得以扩充的基础。他主要将礼内化为一种与人的本性相一致的先验道德原则，表现出了强调礼之质的特征。荀子在强调礼之文之于人的重要性，同样是以人性论为其立论根据的。他既批评了孟轲的“性善论”，认为它“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同时，又回应了庄子对于“为之伪”是对人性的伤害的非难，认为“人之性恶”是社会生活中“起礼义，制法度”的人性基础，而礼义辞让等道德原则不是先天赋予人类的，而是人们后天学习、“积伪”而形成的。因而，他着意于礼之文对人的规范作用。在对待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相互关系时，荀子是以礼义为标准来衡量和增裁自然性的。礼义既是控制与改造人的自然性的手段，又是目的。荀子认为控制与改造并不是摒弃人的本性，而是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总之，无论儒道两家对于人性作出何种判断，对天人关系作出何种解读，对时代特征作出何种规定，他们均是为礼的存在或废弃寻找合理性根据的。反之，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对礼这一包容性对象的反思，才使得思想家们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对人自身本性的认识，以及对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交往关系中地位的认识，同时也在礼的反思中逐步创造性地转换了时代的重大论题，使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导致具有东方理论特色的中国哲学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