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先秦时围绕礼的存废所进行的“古今”之争，反映了不同的认识维度。事实上，儒家所期盼的复古、恢复西周的礼制，不可能仅仅是对传统的盲从，而是在“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的原则下对周礼的坚持与发展。孔子在“从周”的价值取向下，强调礼的“损益”，认为因革是礼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他强调礼的因革，既有礼乐制度形式方面的更新，更有“礼质”的内容充实。“仁”的价值的确立，就是孔子对列国诸侯现实生活中触目惊心的礼的仪式化现象的矫正。老子虽然对生活中礼的仪式化现象同样不满，但他主张退回到小国寡民社会中，抛弃那些众人竞相追逐的、“令人心发狂”的礼之文，而专意于那种“珞珞如石”的礼之质，也就是强调礼中主体的人的忠信品德。他对于礼的反思，在礼的形式方面要求去掉礼的繁名，而主张“无名”，但他的“无为”、“贵柔”、“袭常”又无疑是对礼的精神的自觉认同。这表明孔、老在复古的不同形式下，殊途同归地丰富和发展了“礼质”。到了孟子时代，他提出的“王道”、“仁政”思想，正是对礼的生养人的功能的新阐发。他采取的依然是重视礼之质的策略，用礼的本质来对抗一切妨碍新兴阶级利益的礼的形式，他重视人的生命，认为活生生的人的存养，具有优先于礼的价值，强调礼之质高于礼之文。庄子在礼之质方面，则强调礼的形上学，将儒家所推崇的一些礼的原则称之为大道之序。在礼文方面，他又强调古今之异、古代的礼仪陈迹对今人的束缚作用，同样表现出了对礼文的否定。只有到了荀子那里，他在总结前人的礼之文与礼之质的关系基础上，对他之前的重视礼之质而轻礼之文的倾向作了纠正。他考察了礼的发展过程，提出了“法后王”的主张，由于后王的礼文“粲然”，因而只有“法后王，一制度”，才有可能使礼达到“情文俱尽”的礼之中流阶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诸子对礼的不同态度，直接反映出了他们历史观的差异。

另外，在礼所反映出的天人关系中，人对昊天上帝既延续了原始时代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顺从，又有人对自身所依从的行为规范的合法性的肯认。人们通过郊天禘祖来奉天顺天，并在不同程度上，将礼视作天地之德、天地之中、天地之性、天地之经、大道之序。这种种观点并没有成为人们认识自然之天的本来面貌的理论基础，相反，它们只是给天涂上了更为浓厚的社会政治伦理色彩。思想家们在将礼之质上升到天的一般性原理的高度时，天人关系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投影。人们在“大礼与天地同节”的践礼活动中，以及对礼作为“天地之经”的天道体认中，天人相合是通过礼这一中介而实现的。人对礼的合法性的肯认，还有更深刻的含义，这就是中国人坚信天道是人类价值的最初来源和终极的归依，人只有在“与天地同和”中才能领悟到人间生活的意义，如果有人还没有感受到天道的和谐，那只能证明他还远离天地之德。这就更需要礼这一中介，来促使人返回到人伦之始，返回到天地万物的大化流行中，达到“止邪也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知”(《礼记·经解》)的教化成德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