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辛德勇



《冥报记》原书两卷，在世俗目录书籍当中，最早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著录[1]；佛家著述，则较此更早有唐高宗时人释道世，在所撰《法苑珠林》中，称述其书乃“唐朝永徽年内吏部尚书唐临撰”[2]。

案唐临《旧唐书》有传，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之初，检校吏部侍郎，其年迁大理卿，翌年亦即永徽元年，擢任御史大夫，“寻迁刑部尚书，加金紫光禄大夫，复历兵部、度支、吏部三尚书。显庆四年，坐事贬为潮州刺史，卒官，年六十”[3]。依此，唐氏出任吏部尚书，完全有可能是在永徽年间。又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尝述及“近见大唐吏部尚书唐临《冥报记》”云云[4]；宋人陈振孙所撰《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云“唐吏部尚书京兆唐临本徳撰”[5]。“本德”为唐临字，见《新唐书》本传记载[6]，道宣与陈振孙并称唐临身份为吏部尚书，应是录自唐临本人在《冥报记》卷端题写的职衔姓名，今日本所存唐写本《冥报记》，每卷即均题作“吏部尚书唐临撰”[7]。《法苑珠林》作者道世的行年，仅略微迟晚于唐临，参据释道宣和陈振孙的记述，可知此释道世在《法苑珠林》中所说，信而有徵。进而求之，《冥报记》书中记“绛州大德沙门释僧辙”事，谓僧辙坐化于永徽二年正月，“至今三岁，独坐如故”[8]，今释慧净法师复据以判断此书应撰著于永徽五年[9]，较前人著录的成书时间，更为具体，足以信从。

唐临在高宗永徽五年前后写成的《冥报记》一书，记述南北朝至隋唐间因果报应故事，用以醒悟世人，皈依崇信佛教，其中尤以隋唐间人灵应事迹为主，而且颇有一些故事，发生在这两个朝代的都城（京师），亦即其西京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之中。唐临本人籍隶长安，且身历隋亡唐兴，武德初即效力于李唐王朝，后累历高官；祖唐瑾为北周内史，伯父令则隋末任左庶子，外祖高颎仕隋位居尚书左仆射，受封齐国公。家世渊源和自己受学做官的履历，都使得他具备充分的条件，熟悉隋唐时期长安城的宫宇寺观、街巷坊曲；而唐临自言其撰述《冥报记》一书，乃是一一“具陈所受及闻见由缘，言不饰文，事专扬确”，即叙事力求信实，以使“后人见者，能留意焉”，达到其通过这些故事“徵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的著述目的[10]。因而，尽管这部《冥报记》中所记事项的前后因果报应联系，几乎纯属胡思乱想，牵强附会，但书中所述这些故事发生的场所等与因果报应并无直接关联的具体事项，却大体可以视同信史，藉以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历史面貌。

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在当时是具有重大世界性影响的国际大都市。最早系统记述这座城市的传世典籍，目前所知，乃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史官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然亦仅有残本存留于日本。《冥报记》书中涉及到的隋唐西京城情况，虽然零星不成系统，但都是高宗永徽年间以前的情况，足以证实或是补充《两京新记》等晚出著述的记载；加之这种不经意的记述，有时反而会比经意的记述，更为准确地保存下一些重要的史事，起到专门著述无以替代的作用[11]，因此，即使存有同一时期的专门著述，对此仍然不容忽视。

《冥报记》成书以后，曾经在社会上风行很长一段时间。《旧唐书·唐临传》尝谓《冥报记》“大行于世”[12]。如前所述，约略同时人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即屡屡称引其书，这是《冥报记》一书迅速广泛流行的明显佐证。宋初官修《太平广记》，同样大量摘录《冥报记》书中的灵异事迹，说明进入宋代以后，此书依旧相当流行。宋元时期乃至明代通行的《冥报记》版本，一如其纂就之初，仍是编作两卷[13]。惟其书至迟在经历明清之际的战乱动荡之后，即已在中国隐没不显，原本并最终遗逸失传。在清顺治年间刊刻的宛委山堂本《说郛》当中，收有所谓唐临撰《报应记》一卷，然仅寥寥十数则，与他处所见唐临《冥报记》内容了不相干，且多涉及唐临身后之高宗龙朔、麟德乃至武则天时期事项[14]，知其绝非唐临所著书无疑。因此，清修《四库全书》，未能将《冥报记》录存其中。

今所见《冥报记》之通行传本，乃是晚近日本僧侣和佛学人士编入《大正藏》及《卍续藏经》当中的本子，所据底本，是唐代传入日本的古写本[15]。民国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涵芬楼秘笈》，收入此书，其在中土，始得以重新流布。这个写本，卷次编为上、中、下三卷，乍看起来，其篇幅较唐临原本，似乎有所增加，实际上则非但没有增多，反而还有很大幅度减省，《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所征引的《冥报记》，就有一些条目，竟完全不见于此本，说明当年流传到日本的这种写本，只是一部颇有减省的缩略摘录本，其所标注的卷次，或许也是出自当时传抄者的随意编排[16]。尽管如此，这已经是目前所知《冥报记》一书最为完整的一种传本了。

清朝嘉庆年间，在地理学和文献学两方面都颇受时人推重的学者徐松，撰述一代名著《唐两京城坊考》，逐一罗列隋唐东西两京亦即长安城与洛阳城的诸项建置，虽然书中已屡屡引及各类稗说杂记，然而，此《冥报记》一书，因当时在国内已经没有比较完整的传本，徐氏无缘寓目全书，只能通过《太平广记》等书，看到一些零星的佚文，自然未能充分利用书中相关的记载。拾其所遗以补其所缺，这也是本文选取此书来掠观窥测隋唐西京城内某些景观影像的基本缘由。

今本《冥报记》开篇第一则故事，便涉及到隋唐西京城市平面布局当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即在隋大兴城建成之初，外郭城中的居民，在选择宅邸时，对所在区位主要有哪些考虑？唐临在这则故事中讲到，“隋京师大德沙门信行”，本居相州法藏寺，“开皇初，左仆射齐公闻其盛名，奏文帝，徵诣京师，住公所造真寂寺”；在紧接其下的第二则“京城真寂寺沙门慧如”故事的结尾，唐临再一次讲到这座寺院时，复谓此寺，乃是其“外祖齐公所立，常所游观”[17]。这位信行和尚，乃隋唐时期重要佛教宗派三阶教的创教教宗，此番被延聘至京，对三阶教在全国广泛传布，意义至关重大，研究隋唐佛教地理，需要予以特别关注；不过，在这里引起我注意的只是信行驻锡的真寂寺这座寺院的前身。

唐临的外祖“左仆射齐公”，乃是文帝时尚书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唐人韦述撰《两京新记》，记述高颎乃是捐舍自己的住宅立此真寂寺。不过，《两京新记》记述这座寺院的名称为化度寺[18]，至北宋时人宋敏求，始在《长安志》中载明化度寺初名真寂寺，唐高祖武德二年方改名为化度寺[19]。《冥报记》这条记载的价值，首先即是可以印证《长安志》记载的寺院本名，乃确实可信，不必以未见于韦述的《两京新记》而对其产生怀疑。

高颎不仅在文帝纂位之初，即操持政柄，前后“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权位之重，满朝罕有其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主持大兴城营建的“新都大监”，总领其事，史称大兴城“制度多出于颎”[20]。以他这种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在大兴城建成后，将自己的住宅选定在哪里，在很大程度上会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

真寂寺所在的隋熙光坊（隋末恭帝义宁元年改称义宁坊），位于大兴城最西边，北临外郭城西侧北面一门开远门，东与皇城北半部相对[21]。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对唐代长安城内居住区域的地域分化，做过很深入的研究，按照他的看法，由于大明宫和兴庆宫的吸引作用等原因，唐代中期以后，在唐长安城东部，逐渐形成了居住相对比较密集的官僚住宅区；与此相对应，在长安城的西部，则形成了西域商人和下层庶民住宅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22]。那么，在隋大兴城建成之初，各色人等住宅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是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分化呢？高颎宅邸偏处城市西边的事实，向我们提示，有必要全面审视一下隋代官僚住宅在大兴城内的分布情况。

下面是依据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等基本史料所勾稽出的隋代部分高官贵戚住宅。

朱雀门大街以东（计13处）：

【第一街】1处。

开化坊：街南之东，炀帝在藩旧宅。〖《长安志》卷七〗

【第二街】1处。

靖安坊：车骑将军归化郡开国公尔朱瑞宅。〖《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三八四《隋故车骑归化郡开国公尔朱公墓志铭》〗

【第三街】6处。

永兴坊：右骁卫将军长孙晟宅。〖《旧唐书》卷《后妃传》上〗西门之北，安平公宇文恺宅。〖《太平御览》卷一八○引《两京新记》佚文〗

平康坊：西北隅，太师申国公李穆宅。〖《长安志》卷八〗

亲仁坊：街东之北，兵部尚书樊子盖宅。〖《长安志》卷八〗

永宁坊：南门之东，尚书左仆射房国公苏威宅。西门之北，兵部尚书田弘宅。〖《长安志》卷八〗

【第四街】4处。

安兴坊：街之西北，吏部尚书裴弘齐宅。〖《长安志》卷八〗

安邑坊：街之北，礼部尚书张颖宅。右武卫大将军宋国公贺若弼宅。〖《长安志》卷八〗

宣平坊：西南隅，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宅。〖《长安志》卷八〗

【第五街】1处。

常乐坊：南门之西，大司马窦毅宅。〖《长安志》卷九〗

朱雀门大街以西（计38处）：

【第一街】4处。

通化坊：东南隅，蔡王智积宅。〖《长安志》卷九〗

安业坊：西南隅，兰陵公主宅。东南隅，太师申国公李穆别宅。〖《长安志》卷九〗

道德坊：秦王浩宅。〖《长安志》卷九〗

【第二街】7处。

太平坊：西南隅，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妻宅。西门之北，荆州总管上明公杨文纪宅。尚书左仆射赵士茂宅。〖《长安志》卷九〗

通义坊：西南隅，唐国公李渊宅。〖《两京新记》残卷〗

兴化坊：西南隅，右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洵阳公元孝矩宅。〖《两京新记》残卷〗

弘德坊：西南隅，秦孝王俊宅。〖《长安志》卷九〗

昌明坊：全一坊汉王谅宅。〖《长安志》卷九〗

【第三街】8处。

隆政坊：西门之南，江陵总管清水公贺拔华宅。〖《两京新记》残卷〗北门之东，武侯将军韦和业宅。〖《长安志》卷一○〗街东之北，御史大夫裴蕴宅。〖《两京新记》残卷〗

延寿坊：东南隅，齐州刺史卢贲宅。〖《长安志》卷一○〗

光德坊：西南隅，幽州总管燕荣宅。〖《长安志》卷一○〗

延康坊：西南隅，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两京新记》残卷〗

崇贤坊：南门之西，淮南公元伟宅。街东之南，合州刺史崔凤宅。〖《长安志》卷一○〗

【第四街】8处。

金城坊：西南隅，海陵公贺若谊宅。〖《长安志》卷一○〗

醴泉坊：朝散大夫将作少匠任轨宅。〖《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四二九《隋故朝散大夫将作少匠任君墓志之铭》〗

广恩坊：南门之东，梁太尉吴王萧岑宅。莒公萧琮宅。街西之北，延寿公于诠宅。〖《长安志》卷一○〗

嘉会坊：西南隅，周太保吴武公尉迟纲宅。〖《两京新记》残卷〗

永隆坊：东门之北，周昌乐公主与驸马都尉尉迟安宅。〖《两京新记》残卷〗

归义坊：全一坊蜀王秀宅。〖《两京新记》残卷〗

【第五街】11处。

熙光坊：南门之东，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宅。〖《两京新记》残卷〗西北隅，左仆射高颎妻贺拔氏别第。

居德坊：西北隅，突厥开府仪同三司鲜于遵义宅。〖《长安志》卷一○〗

群贤坊：东门之南，宦者仪同三司宋祥宅。〖《长安志》卷一○〗街东之北，冀州刺史冯腊宅。〖《两京新记》残卷〗监门大将军黄城公元赞宅。上柱国鄜城公梁轨宅。〖《长安志》卷一○〗

怀德坊：街西之北，海州刺史李亮宅。〖《两京新记》残卷〗

弘化坊：东门之北，长安令屈突盖宅。〖《两京新记》残卷〗

待贤坊：左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太平广记》卷三二七引《两京新记》佚文〗

永阳坊：平昌县公宇文弜攵别馆。〖《长安志》卷一○〗[23]

以上住宅分布情况，可图示如图1。历史文献中留存下来的有关隋代权贵在大兴城中住宅的记载，很不全面；我在这里所做的统计，也相当粗疏，一些零散的记载，没有顾及一一搜寻，但上面的初步统计结果，还是向我们透露出一项重要讯息，即在隋大兴城中，当初这些权贵们在选择住宅时，看起来有比较多的人，更偏好城市的西部。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当







图1：隋大兴城权贵宅第分布示意图



中，有相当一部分统计资料，源自舍宅建寺的记录，而在城西舍宅建寺的人，本明显多于城东，这样统计出来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掺有一些假象；或许有人以为，权贵们舍弃城市西部这些住宅，说不定正意味着城西不如城东更适于居住。这样来看待上述统计结果，也有一定道理，不过，高官贵戚施宅与僧，本是虔心礼敬佛祖的重大行为，这样做是为了求取佛祖的优厚回报，众多信徒们决不会都去特地拣选当时社会上普遍厌弃的恶劣地方来自讨罪过，佛寺的位置所在，其实会与权贵们的住宅一样，体现出当时大多数人在选择居住空间时所持的基本好恶倾向。况且所谓舍宅为寺，主人有时只是捐舍出其宅院的一部分房舍，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弃此而另行择地兴建住宅。譬如高颎捐舍其熙光坊（义宁坊）住宅为真寂寺（化度寺）后，高家即未曾改迁新居，直至唐高宗龙朔年间，颎玄孙高法眼，依旧居住在这里，当时人清楚记述说，高法眼的住宅“在义宁坊东南隅，向街开门，化度寺东即是髙家”[24]。由此可以确证，当初高颎捐给三阶教教宗信行用作寺院的只是其宅院靠西面这一部分，东部并未捐舍。对于有隋一代大兴城内高官贵戚的居地，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经做过更为全面的统计，并绘制有分布图（见图2），结果同样表明，分布在全城中轴线朱雀大街以西的权贵宅第，要多于这条大街以东[25]。







图2：妹尾达彦编绘有隋一代大兴城内权贵住宅分布示意图



隋文帝素来崇信佛教，在迁入新都大兴城之初，即指令朝廷定出一百二十所寺院的门额，宣布只要有人愿出财力，就可以领取寺额，自行建造寺院。于是，权臣贵戚富商等诸色信士，便陆续或捐宅、或置地，竞相兴建，到隋炀帝大业初年，这一百二十个寺额，已经被统统领走，建成佛寺[26]。隋代大兴城中这一百二十所寺院，现在还有一百一十多所可以确定其名称和位置所在，其具体分布状况，如图3所示[27]。从中可以看出，寺院分布的基本趋势，与官

员住宅完全一致，也是西部要远比东部密集。







图3：隋大兴城寺院分布示意图



追溯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历代都城的演变历程，便可以为这种重西轻东的现象，找寻到历史的渊源。杨宽总结中国古代都城的平面布局形态，指出从西周时期开始萌芽、历经春秋战国一直持续到西汉时期，从总体上来说，在东西方向上，一直是宫城居西，郭城在东，即君王居西。这种布局形式，到东汉洛阳城才开始发生改变，北魏洛阳城始基本确立了宫城居北、外郭城环绕西、南、东三面的另一种布局模式，亦即君王居北[28]。隋文帝建造的大兴城，承续的便是北魏洛阳城奠定的这一传统。杨宽分析上述君王居西临东平面布局形态的产生原因，以为基于当时社会礼制所形成的重视居处于西方的观念，是其主导因素[29]。反映这一观念最有代表性的表述，见于王充在论述当时“西益宅不祥”的民俗时所讲的一段话：



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尊者，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无二上，卑有百下也。[30]



“西益宅”吉利与否，本是民间普遍的观念，并非专指君王的宫室，所以，王充在这里所云“长老”，亦并非仅仅局限于君王。与王充同属东汉的学者应劭，在所撰《风俗通议》中谈论同样问题时，更明确讲到是“俗说西者为上”[31]，可见这显然是一种民间广泛通行的习俗。

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一旦形成，往往会具有强劲的惯性。这种居址选择尊崇西方的观念，在北魏洛阳外郭城中，仍然可以见到清楚的痕迹；尽管当时洛阳城中宫城与外郭城的方位关系，较诸秦汉以前，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以西方为至尊之位。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皇族在洛阳城中的居宅说：



自延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32]



北魏洛阳没有修筑外郭城垣，张方沟位于外郭西部边缘，即起着洛阳城西垣的作用，在延酤里与张方沟之间这两列南北向排列的里坊，从外郭南缘的洛水侧畔向北一直延伸到北缘的芒山脚下，总计共包含有全部十五行东西向排列的里坊，可见当时是把贴近外郭城西部边缘的整整两列里坊，全部划定为皇族居住区（见图4）。显而易见，“尊长在西”的居处观念，依







图4：北魏洛阳城寿丘里位置示意图

（采自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第146页）



旧在这里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元魏洛阳外郭城重西轻东的布局形式向我们表明，权贵宅邸在隋大兴城西部的相对集中，应当也是“尊长在西”观念在社会上的自然延续。这种空间观念在都城布局当中彻底消退出去，乃是迟至唐代中期官员宅邸在长安城东部集中以后的事情。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将宫城建在城市西北部，而不是像文帝所建大兴城那样，将宫城置于都城北侧的中间部位（见图5），应当也是这种“尊长在西”的观念，还在发挥着很大的影响。不过，隋东都洛阳城







图5：隋东都洛阳城市结构示意图



这种“倒退”，只不过是都城平面布局历史演进过程中一段暂时的徘徊。在这样一种整体的发展背景之下，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作为建造大兴城的最高总管和当朝柄政的宰相，高颎选择偏处西垣之下的熙光坊来建造自己的住宅，正是意图占据吉祥的“尊位”。大兴城西部其他权贵住宅的主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应当不同程度地有类似的考虑。不过，由于这只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实际礼制中的方位关系，尤其是帝王居地的选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尊长在西”的观念，在社会上已经不再具备秦汉时期那样绝对普遍的意义，加之诸如与市场、主要城门、宫城和皇城等建置的相对位置等等，这些从来也都是影响人们选择居址的重要因素，所以，实际上应是信者自信，非者自非，也有一些人更在意实际生活中相对便利或者是环境比较优越的区位，所以，大兴城中的各色人等，事实上是普遍错杂而居，如以上统计资料所示，就连诸王子的府邸，也只是较多散布于城市西部诸坊而已。

以上是切入《冥报记》有关隋代西京的记载，我们所看到的一项最重要的城市布局特征。不过，目前在这里所能看到的还只能说是非常浅淡曲折的浮光掠影，今后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

接下来透过《冥报记》这则信行故事下面一些记载所看到的另一幅影像，就比上面所说要直接和清晰许多：



后（信行弟子僧）邕与其徒众隐太白山，谓众曰：“当与师等还京。”众敬邕，皆从之，即下山。夜宿武功，未明便发，谓众曰：“师等努力，今暝必须进城。”日没，至漕上，闻鼓音，叹曰：“城门闭矣！”遂宿于逆旅。至昏时，悲泣曰：“无所及矣！”众问其故，不答。明早入城，至真寂寺，而信行昨夜昏时气绝。寺僧怪问邕来，答曰：“在山遥见多人，持香花幡盖，从西来入开远门，向真寂寺。邕疑禅师欲去，故来也。昨夜昏时，见禅师导从西去，顾与邕别，故知不及也。”[33]



僧邕等人经过的“漕上”，是指隋代漕渠的岸上。隋文帝开皇四年初开这条漕渠时，其正式的名称为广通渠，隋炀帝即位后则因“广”字触犯其名讳而改名为永通渠，并且成为炀帝修建完成的隋代整个大运河体系的一部分，承负着由黄河河道向京师大兴城转运漕粮等物资的职能。漕渠尾闾东入黄河，是由唐咸阳县西十八里处筑堰分引渭水[34]。

关于隋代漕渠渠首段在大兴城附近流经的地点，以往在有关隋代的史事当中，所知仅有《册府元龟》记述的“经大兴城北”这几个字[35]。隋唐武功县治都在渭河北岸今武功县西，僧邕一行人下太白山后，先渡过渭河北至武功，是由于沿渭河北岸延伸的道路，是隋唐西京城通往西方最主要的干道，从武功东入隋唐西京城，要通过西渭桥南渡渭河，转趋京师西侧北门开远门[36]。《冥报记》上述记载清楚反映出，隋时沿渭河北岸的大道，经过武功和西渭桥，进入大兴城开远门，要途经漕渠；而后来唐太宗贞观年间玄奘从印度求法归国，在进入长安城之前，也同样是先“宿于漕上”[37]。唐代迟至玄宗天宝元年，才重新开挖疏浚，利用漕渠[38]，所以，玄奘经过的漕渠，也只能是隋文帝时期旧有的渠道，二者相互印证，可以确认隋代的漕渠，一定是与这条隋大兴城西出的大道相交叉。

《冥报记》中对于隋唐西京研究具有比较重要学术价值的内容，还有下面这则关于康抱的故事：



隋有康抱者，江南搢绅之士，少有学行。大业九年，杨玄感作乱，其兄受感武官，抱缘兄坐当死，而潜避，自匿于京师。至十年，抱因入秘书省，寻觅旧识。是时炀帝不在，皇城诸门皆闭，惟安上一门，出入皆由之。抱适入门，遇见一旧相识人姓曾。曾亦江南人，时判留守事，见抱，与语，……曾氏使人逐捕之，……抱寻伏诛。……后数日，曾宅在太平里，将入留守，由善和里，于西门内，忽见抱乘马，衣冠甚鲜，二青衣从后，谓曾：“我命亦将尽，然尚可三年，由卿枉我。我今任泰山主簿，已请天曹报杀卿！”曾叩头谢罪，请为追福，抱许，而忽不见。数日，又遇抱于此。……[39]



上述记述反映出隋唐西京城坊建置中诸多事项，可一一阐释如下。

首先，是安上门在皇城诸门当中的重要性。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的皇城，北连宫城，东、南、西三面均有门连通外郭城，其中东、西两面各辟有两座城门，南面设三座城门。皇城南门中为朱雀门，西为含光门，东面一门即是安上门[40]。朱雀门是堂堂皇皇的正门，除非如举行南郊告天等重大典礼时皇帝卤簿经行其中之外，平常恐怕应是“门虽设而常关”。遭遇重大突发变故，为预防不测，关闭其馀诸门而独留安上一门，表明安上门在皇城诸门当中，应该是平常使用率较高的一座城门，不然，会造成过多不便。隋唐西京外郭城的大部分城区，分布在皇城南面，出入南门自然会给更多人带来便利；而南面东侧的安上门与西侧的含光门这两座城门相互比较，由于东宫官署在安上门街东侧，出入安上门，能够同时兼顾朝廷衙署官员和东宫僚属的便利。因此，平常行经安上门的官员，就要多于其他各门；遇有变故，也才会独留此门，作为通道。

唐末地方实力官员韩建，改建隋唐皇城作为当地官衙市民居处的“新城”，北、东、西三面都各自保留一座城门，南面起初虽保留了西头的含光门和东头的安上门两座城门，但韩建把含光门的三个门道堵死了两个，只留下东侧一个门道；最后在元代至正初年，连这一个门道也被彻底封闭，只剩下原来隋唐皇城的安上门，供行人出入[41]。前后贯通分析，可知含光门和安上门使用情况的这一后续变化，应该也是隋唐皇城本即更多惯用安上门的一种自然延续。

另外，安上门一名，此前我没有在隋代史事中见到过记载，《冥报记》这则故事，是发生在隋代的事情，据此还可以认定，这座城门的名称，自隋迄唐，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隋大兴城的皇城，除了南面正门朱雀门及其西侧的含光门之外，其馀各门的名称，也都缺乏隋代当时的史事证明。证明安上门的名称，对于研究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特别是皇城诸门名称的前后承续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其次，是康抱身为死刑逃犯，竟然能够在接近“紧急状态”的非常时期，蒙混进入皇城，到秘书省这样的重要衙署去找人，这说明当时皇城的戒备，并不十分森严。进入皇城，当然不会毫无限制，朝廷设有专门的“皇城门守卫”，绝然不得无故擅入，不过唐《卫禁律》所列阑入禁门罪名，仅涉及宫殿、太庙、太社、山陵等与王室直接相关的各类处所的禁卫制度，提到皇城的只有对违例开门行为的处罚规定，没有开列对违规阑入皇城门者之处罚名目，这也反映出唐朝皇城的门禁，确实不是特别严厉，至少远不能与宫城相并比，唐《卫禁律》规定对越过皇城城垣者的惩治要“减宫垣一等”，就能够印证这一点。唐《卫禁律》本是直接由隋律承续而来，相互之间，不会相差很多[42]。《冥报记》这则故事，与唐律的规定相互印证，使得隋唐皇城的门卫制度，显现出大致的轮廓。不过，这仍然还只能说是一帧相当模糊的影像。

最后，抓捕康抱的曾某，由太平坊中的住宅出发，赴安上门入皇城，乃是经由善和坊西门之内，这反映出不止一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资以印证善和坊所在的位置。

北宋宋敏求撰著的《长安志》一书，是系统记述隋唐西京城坊最为完备的史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存各种版本，均缺失朱雀门街西侧第一条街北头两坊的名称，而这两个坊的名称，涉及到隋唐西京城市布局当中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譬如宫城食用水的供给来源、全国交通枢纽都亭驿的位置。清人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将北头第一坊订补为光禄坊，并极不确定地姑且推测说，第二坊或许有可能名为“殖业坊”[43]。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至今尚有许多论及隋唐长安城的中外著述，不仅仍在盲目因袭徐松这一错误说法，甚至对此还做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将徐松因实在没有把握确定而未曾标绘在所绘《隋西京外郭城图》上的所谓“殖业坊”，也不再做任何新的考辨，便径行认定坐实其事。

其实，这两个坊的名称，本可依据元人骆天骧著《类编长安志》加以补充[44]，可惜的是由于此书流传甚罕，当年徐松在撰著《唐两京城坊考》时，没有能够看到。经日本学者福山敏男、中国学者黄永年以及我本人的研究，始确定这两个坊从北向南，应分别是善和坊和通化坊[45]。另外，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很早就曾经注意到，在《册府元龟》、《云仙杂记》和《唐国史补》诸书中，都提到过善和坊这一坊名[46]。今案《册府元龟》述及此坊，系记述唐人郑注“居京师善和里”，而郑注居处京师乃唐穆宗、敬宗至文宗太和年间事[47]；《云仙杂记》又题《云仙散录》，所述善和坊事系唐末黄巢之乱时，有名许芝者，瘗埋所蓄“妙墨八厨”于其所居“善和里第”[48]；《唐国史补》所记，乃唐时“善和坊御井”，尤侧重于开元年间事[49]。凡此诸事，均未涉及隋代的情况，而隋唐长安城中诸里坊的名称，并非一成不变，往往因时而异，隋唐之际，就有很多改变，所以，这个善和坊在隋朝的名称是否如此，实际上还有待证明。

曾某所居住的太平坊，东面正毗邻唐时的善和坊，而此人从太平坊东赴安上门，要途经善和里西门，从这几个处所的相对位置关系上看，曾某所经过的只能是这个唐代的善和坊，绝无任何其他的可能。这一事件正清楚表明，善和坊在隋代即作此名称，并未有过更改。同时，以往考订善和坊的位置，使用的都是静态的记载，而历史文献中有关地理名词的记载，静态的记述，往往很容易产生讹误；具体历史活动中对地理位置的动态记载，则一般要比静态的记述更为准确。《冥报记》中康抱这则故事，也使我们得以运用动态的史料，来彻底证实善和坊的位置。

这位曾某人由家中去往皇城安上门时所走过的路径，还透露出有关隋唐西京城内交通道路使用情况的一项重要讯息。西京城内的坊里，都筑有坊墙围绕四周，而在特定的位置辟有坊门，供人出入。城市管理设有宵禁制度，夜间关闭坊门，限止诸坊居民不得相互往来；白天则按时开启坊门，通行不受约束。诸坊因其所在位置不同，所辟坊门的数目和位置也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太平坊、善和坊这些位于皇城南面的坊里，都只辟有东、西两座坊门[50]。曾某由太平坊去往安上门，本来可以出太平坊东门后，北趋外郭城金光门至春明门间的东西向大街（这条大街就在皇城的前面，北临安上门），东赴安上门，可是，此人却是东入与太平坊东门隔街相望的善和坊西门，这也就意味着他是要从善和坊内穿行而过。隋唐西京城内的街道以及坊里内部连通各坊门的主要街道，都呈规整的棋盘格式直交分布，曾某穿行坊内东西横街，并不会比走外面的大街更节省路程。因此，他的这种走法，只能理解为别有原因的通行习惯。数日后曾氏复重走此路，并前后两次在善和坊内东西横街的路上，都遇到了骑马路过的康抱鬼魂，亦同样表明当时普遍有人这样经行坊里内部的街道。

那么，当时何以会产生这种“行不由径”的习惯呢？唐成安城中规整的坊里制度，使得西京城内里坊间的大街，道路两侧全部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夯筑坊墙，仅极个别三品以上高官的宅院以及某一些在坊内所处位置极为特殊的住宅，可以凿开坊墙，朝向大街开设宅门[51]；而这种封闭式坊里管理制度，完全是从隋代沿承下来的前朝旧规[52]。这样一来，不仅略无景色可观，同时在这些街道两侧也找不到任何一处城市生活服务和文化活动设施。对于这样一座巨大规模的都市来说，这是难以想像的事情，必然要有相应的替代办法；而当时唯一可行的措施，便是将这些设施，安置在坊里内部主要街道亦即连通各个坊门的街道的两侧。

在生活服务方面，譬如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书中考稽出来的长兴坊毕罗店和旅馆等，就是这样的设施[53]；又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亦举述唐长安城宣阳坊内有设“小铺席”以“货草剉姜果之类”者，升平坊“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崇仁坊内有专门制作、修理并有可能也同时兼事贩卖乐器的人家[54]；另外，比如在永昌里内有茶肆[55]，等等。在文化生活方面，如寺院包括“俗讲”在内的各类佛事活动，在隋唐时期的城市社会生活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的“和尚”文淑，在京城寺院“聚众谈说”，就经常会达到“听者填咽”的程度[56]，而西京城中更有一些专门的“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诸著名寺院之中[57]。这些寺院都分布在坊里之内，经行坊里内部的街道，也便于察看相关的情况。在敦煌变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长安城内“一任百姓点灯供养，诸官看灯，非常作乐”这样的公众娱乐场景[58]。就便利用这类生活和文化设施，以及观赏察看坊里当中的各种大众群体活动，这应当即是当时人舍弃大路不走而去穿行坊里的主要原因所在。

由此进一步推论，还可以看出，看似无比严整的隋唐西京坊里制，在其始建之初，即已为日后的瓦解，种下了必然的因缘。因为像曾某这样舍大街不行而以坊里内部的街道为正途，假若忽略不考虑宵禁这一因素，这些坊里内部的街道，实质上与坊里制崩溃以后城市街道的性质，已经颇为相似；而长安城内的宵禁，在唐代执行得本来就不很严格，常常出现诸坊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的景象[59]。坊内坊外街道规模上的主从关系一经转换，由前者变换为后者，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过去在研究唐宋之际坊市制度的变迁时，大多只关注临街开门开店现象的出现和增长[60]；而透过上面的分析则可以看到，坊里内部街道与坊外大街之间的地位变换，实际上在这当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至少不在朝向坊外大街一侧另行改门设店之下。加藤繁曾经注意到，在唐宋坊市制度变迁过程中，封闭集中交易的市制，其较早出现的废弛现象，是一部分本应在市内经营的店铺，开始向邻近于市的里坊转移[61]。按照常理，这些搬迁到民坊当中的店铺，一定要尽可能侧临坊里内部的主要街道。贯穿这一中间环节，再来审视坊市制度的前后演变过程，尤其易于清楚看出隋唐间人通常穿行坊内街道这一点对城市布局变迁的影响作用。

在《冥报记》一书中，还有一些涉及隋唐西京城市构造的资料，有待日后结合其他文献，进一步深入探究利用。譬如书中尝述及西京城内有所谓“传坐”风俗云：



长安市里风俗，每岁元日以后，递作饮食相邀，号为“传坐”。[62]



这种“传坐”风俗所反映的市里居民内部联系，直接关系到坊里作为一个地域居住单元的历史渊源，它可以一直向上追溯到秦汉以前以血缘为主的村社组织。不过，其具体的演化历程，漫长而又复杂，影像愈为模糊，已经不是在这里三言两语所能简单描摹的问题。



2006年10月10日记



刊《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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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四六《经籍志》上《乙部史录·杂传类》，页2006。案《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五八《乙部史录·杂传记类》（页1484）、卷五九《丙部子录·小说家类》（页1540）著录同。

[2]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北京，中华书局，2003，周叔迦等《法苑珠林校注》本）卷一○○《传记篇·杂集部》，页2885。

[3]《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页2812～2813。

[4]唐释道宣《广弘明集》（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纸皮洋装本）卷一○《辩惑篇》“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教事”条，页82。

[5]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一《小说家类》，页320。

[6]《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一三《唐临传》，页4183。

[7]见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鈔本》（京都，同朋舍出版，1981）之《冥报记》，页87～103。

[8]唐唐临《冥报记》（净土宗文教基金会合印《冥报记》、《冥报记辑书》本，2004）卷上“释僧辙”条，页10。

[9]释慧净《<冥报记>、<冥报记辑书>合刊序》，见净土宗文教基金会合印《冥报记》、《冥报记辑书》卷首，页1。

[10]唐唐临《冥报记》卷首叙文，页4。

[11]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据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页221。

[12]《旧唐书》卷八五《唐临传》，页2813。

[13]《宋史》卷二○六《艺文志》五，页5220。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小说家类》，页32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二一五《经籍考》四十二《子部·小说家》，页1756。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清咸丰元年伍崇曜辑刻《粤雅堂丛书》本）卷三《史类·传记·冥异》，页66b。

[14]见清初宛委山堂刊本《说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说郛三种》第三册影印清顺治宛委山堂刻本）冫弓七二，页3380～3384。

[15]唐代流入日本的《冥报记》写本，不止一种，传留至今者即有京都高山寺藏本和前田家尊经阁藏本两种，这两种传本虽然大体相同，却仍有一些参差出入的地方。京都高山寺藏本今有日本影印本，见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鈔本》，页87～103。

[16]案据日本宽平三年（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成书的藤原佐世纂《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丛书集成新编》影印《古逸丛书》本）之“杂传家”下著录（页376），唐代还有一种编作十卷的《冥报记》写本流入日本，惟卷次与唐临书原本相差过多，且未题作者姓名，疑与唐临所撰并非一书，或其卷次存在传写错讹。

[17]唐唐临《冥报记》卷上“释信行”条，又“释慧如”条，页5～8。

[18]唐韦述《两京新记》，据拙著《两京新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卷三西京“义宁坊”条，页57。

[19]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乾隆毕沅校刻本）卷一○《唐京城》四“义宁坊“条，页129。

[20]《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四一《高颎传》，页1179～1184；又卷六八《宇文恺传》，页1587。

[21]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唐京城》四“义宁坊”条，页129。

[22]妹尾达彦《長安の都市計画》（東京，講談社，2001）第三章第一节《宇宙の都から生活の都へ》，页176～214。又同人撰《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刊《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7年，页35～74。

[23]上述隋大兴城内高官贵戚住宅的统计，所标注的史料出处，有些还牵涉到比较复杂的考辨，这里不予赘述，我另撰有《隋大兴城坊考稿》一文待刊，文中对这些问题，均做有具体说明。

[24]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四六《思慎篇·感应缘》，页1413～1414。

[25]妹尾达彦《唐長安城の官人居住地》，见〔日〕《東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页38～39，页41。

[26]唐韦述《两京新记》，据拙著《两京新记辑校》卷二西京“京城”条，页13；又卷三西京“颁政坊”条，页31。

[27]关于隋大兴城寺院的分布状况，请别详拙文《长安城寺院的分布与隋唐时期的佛教》，刊《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页95～96。

[28]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上编第六章《鲁国都城曲阜的“坐西朝东”布局》、第七章《春秋战国中原诸都城的西“城”东“郭”连结布局》、第九章《秦都咸阳西“城”东“郭”连结的布局》、第十章《西汉长安的西南“城”区和东北“郭”区》、第十一章《东汉、北魏洛阳“城”和“郭”的布局》，页59～93，页101～157。

[29]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编第十四章《都城布局的变化和礼制的关系》，页184～205。

[30]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卷二三《四讳篇》，页356。

[31]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六四《居处部·宅舍》引东汉应劭《风俗通议》佚文，页1142。

[32]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本）卷四，页163。“延酤里”之“里”字所据周祖谟《校释》本原无，此据寒斋藏民国王籛《洛阳伽蓝记校注》稿本所引述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本增补。

[33]唐唐临《冥报记》卷上“释信行”条，页6～7。

[34]《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页4485。

[35]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明刻本）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页5949。

[36]别详拙稿《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54～156。

[37]唐释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蔵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五《起尼乾占归国，终至帝城之西漕》，页125。

[38]《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页216。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八七《漕运》，页1598。

[39]唐唐临《冥报记》卷下“康抱”条，页72～74。

[40]唐官修《大唐六典》（千葉，広池學園事業部，1973）卷七“工部尚书”条，页157。

[41]拙稿《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原刊《陕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00～206。

[42]唐官修《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七，页149～166；又卷八，页169。

[43]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四《西京外郭城》，页93。

[44]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二“京城外郭”条，页43。

[45]福山敏男《校注兩京新記卷第三及び解說》，据《福山敏南著作集》第六卷《中國建築與金石文之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83），页114。黄永年《类编长安志提要》，原刊《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2期；后改写为《述<类编长安志>》一文，初刊于《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1985年），后附印于黄氏为中华书局点校之《类编长安志》卷末，页325～347。拙稿《唐长安都亭驿考辨——兼述今本<长安志>通化坊阙文》， 原刊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后收入拙著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113～116。

[46]平冈武夫《长安与洛阳（地图）》（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杨励三汉译本）之《长安城》Ⅳ《长安城的坊里》，页26。

[47]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三八《总录部·奸佞》二，页11043～11044。

[48]题后唐冯贽撰《云仙散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善和瘗墨”条引《大唐龙髓记》，页45。

[49]唐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下“善和坊御井”条，页65。

[50]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之“外郭城”条，页109。

[51]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页1576。

[52]《隋书》卷五六《令狐熙传》，页1386。参据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吴杰汉译本）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原刊《桑原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1931），页250～252；黄永年《不准向街开门的历史》，见作者文集《学苑零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19～20。

[53]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二《西京外郭城》之“长兴坊”条，页43。

[54]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页263～264。

[55]《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页4404。

[56]唐赵璘《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四，页94～95。

[57]宋钱易《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戊，页67。

[58]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卷二《叶净能诗》，页223。

[59]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六《街巷》，页1576。

[60]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页239～277；又同书第一卷之一五《唐宋时代的市》（原刊《福田德三博士追憶論文集》，1933），页278～303。

[61]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之一四《宋代都市的发展》，页263～265。

[62]唐唐临《冥报记》卷下“赵大亡女”条，页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