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
时间: 2014-06-21 14:50 来源： 点击: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
http://news.163.com 2005-07-29 17:33:00 来源: 人民网 网友评论 0 条
人民网东京7月29日电记者柳晓力报道：由人民日报社和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论坛·遣唐使研讨会”，今天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发表题为“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的讲话，全文如下：
1 开元22年（733）－变化的起点
2 盛唐时代的长安城－八世纪前半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状况
3 欧亚大陆东部的动向
1 开元22年（734）－转变的起点
玄宗的洛阳行幸开元21年（733）的夏天，长安地区淫雨绵绵，这对迎来收获季节的关中平原的农作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说，玄宗当时下诏书，命令把储存在宫城西北的太仓中的200石官米（大约14顿）投放到市场，以缓解城内外居民的饥饿。
另一方面，玄宗为了搞到粮食，决定率领官员和军队前往洛阳行幸。因为洛阳是直接连接大运河的物资运输据点，城内外有几个大粮仓。
第二年即开元22年（734）正月初七，玄宗从西京长安出发，在两周多的时间里，跋涉于秦岭北麓的道路，于当月26日到达东都洛阳。玄宗在洛阳一直逗留到第三年即开元24年（736）的10月1日，回到长安时已是这一年的10月21日（据《旧唐书》卷5、玄宗本纪、《资治通鉴》卷214等记载）。因为玄宗呆在洛阳，所以在开元21年8月到达苏州的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只好在洛阳而不是在长安向皇帝敬献了贡品。
井真成（699－734）在玄宗启程前往洛阳的开元22年（日本天平6年）正月逝世于长安，2月4日由官方出面埋葬在长安城东郊的浐水的东原。算起来他享年36岁。
关于井真成和长安的资料
关于井真成本人的资料，只有墓志上记载的内容，但是，关于井真成在世时的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城，却留有大量资料。这个时期是长安300多年历史中留有最丰富的资料的时期。利用这些资料足以详细地复原城内的情景。因此，现在我想以开元年间（713－741）为中心，尽量具体地复原一下井真成在世时的长安城内外的情景。同时，还想概括地叙述一下浓缩在长安城历史中的八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大陆与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和经济的动向。
井真成去世时的开元22年正月，玄宗（685－762）已经是48岁的壮年人，唐朝也度过了无数次政治危机，政权开始趋于稳定，即将迎来被人们称为盛唐时代的鼎盛时期。顺便说一句，后来成为杨贵妃的杨玉环（719－56）在她父亲死后，由其叔父收养，当时年仅14岁。
新时代的开始－玄宗治世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713－756）正是唐王朝的历史由前期走向后期的转折时期。井真成去世的开元22年，可以说是这一转折时期的开始年。在这一年的8月，对从谷仓地区的长江下经洛阳到长安的水上和陆地交通进行了巨大的改造。这项工程的实施大大改善了向长安运输物资的交通。从唐朝初期开始，长安就一直不断地遭受饥馑的袭击。每次发生饥馑，玄宗都不得不到洛阳行幸。这项工程的竣工基本上结束行幸不便的历史。这次交通改造不仅为日后唐王朝延续170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国大陆的物资运输由陆路转换为水路和海路揭开了新的帷幕。
玄宗治世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甚至对后代都产生了影响。唐朝从玄宗治世时开始采取了更加集权、更加富有效率的体制。如果稍微扩张一点说的话，一直维持到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华帝国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就是从八世纪前半叶玄宗治世时开始奠定的。这就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的开元－天宝之治的时期。
井真成在世时的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城，是进行新的政治改革的主要舞台，到处洋溢着空前未有的生气。作为来自遥远的东海岛国日本的一位使者，井真成抵达长安后最初感觉到的恐怕是这座成为平城京（710－84）的样板的长安城的建筑规模之大、市面之繁荣以及它那创造出日本见不到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的能量，还有那宿舍中流动的含黄土高原黄沙的干燥空气以及城内街道上漂浮的那种大陆泥土气息吧。
井真成一定感受到了宽广的长安街道上的时代气息，并在每天的生活中觉察到动荡的大陆的变化。
那么，井真成当时所看到的开元年间的长安城的具体情景是怎样的呢？在长安城内，从皇帝到乞丐的各个阶层的人们以及来自各个地区和各种出身的人们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当时的政府实施的新政策对于包括井真成在内的城内居民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与井真成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八世纪前半叶的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动向又具有什么特点呢？我想尽量简单明了地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2 盛唐时代的长安城－八世纪前半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中国大陆的重新统一和欧亚大陆东部在四、五世纪到六、七世纪期间欧亚大陆兴起的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影响下，在六世纪末期，即从晋王朝（265－316）崩溃算起实际相隔260年之后，中国大陆诞生了一个统一的王朝。这个王朝就是隋王朝（581－618）。继隋王朝之后，唐王朝（618－907）在欧亚大陆东部建立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权。
隋唐王朝在中国大陆的诞生，是欧亚大陆东部政治变动的结果，同时它也对欧亚大陆东部的各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对抗隋唐王朝诞生的需要出发，在现在的东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西藏地区、中国大陆西南地区、东南亚半岛，过去那些彼此之间互不往来的部族开始实行联合，进而建立了许多个国家，在八、九世纪形成的东亚的国际关系一直维持到了今天。上述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动向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大陆之都－隋唐时代的长安城的历史中。
长安的城市规划和鸿胪寺
如图1隋唐长安城的城市规划所表明的那样，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自汉代以来的历代王朝都是把使用的长安城（旧长安城）建在禁苑之内。这是因为要在隋唐王朝继承汉代的古典文化的同时，争取创造超越汉代以来的各个王朝的文化的缘故。
另外，包容了旧长安城的禁苑，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图1 隋唐长安城的城市规划
这座新的长安城是为了显示位于皇帝居住的宫殿（太极殿）的中心而修建的象征性建筑物。新的长安城由禁苑、宫城、皇城和外城四部分组成。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由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和太仓组成。皇城是官厅街。外城是官员、平民百姓和商人居住的地区。
位于长安中心的太极殿（隋朝的大兴殿），被认为是与位于宇宙中心的天帝的住所直接相连接的地方。因此，太极殿被认为是地上受天帝之命的唯一男子即天子－皇帝，负责连接天地，推行适应宇宙运行的政治的世界的中心。长安城四周建有供奉天帝周围的天空中的星座、太阳和月亮的祭坛。从这种意义上说，长安既是一座宇宙的都城，也是一座象征普遍意义的都城。
长安是以从太极殿开始向南北延伸的大街为中轴线而修建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设施对称地分布在方格形状中，井然有序。采取左右对称的布局，依据的是儒教的阴阳思想：相当于阳的建筑物布置在大街东侧，而表示阴的建筑物则是布置在大街西侧。例如皇太子（男性－阳）居住的东宫是建在东边，皇后（女性－阴）居住的掖庭宫（后宫）是建在西边。不受阴阳秩序约束，又能充当天地媒介的唯一存在，就是天子－皇帝的宫殿。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其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建在皇城南边的承天门街以西和第七横街以北的广大的地区。鸿胪寺建在进入皇城南门门－朱雀门不远的地方，据认为这是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厅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与此同时，统筹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的鴻胪寺也是因为需要建在朱雀门街西边即属阴的方位的缘故。大地是属阴的。聚集在鴻胪寺的这些外国使节，最能说明长安是处于宇宙的中心。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有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也就是说，长安是为了把原来存在的宇宙秩序投影到地上而建造的，也就是说必须在与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秩序观相对应的地点上建设相应的建筑物。如此说来，新长安城的城市规划是把重点放在为政者的统治理念的视觉化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机能是被放在第二位的。总而言之，长安是一座典型的前现代化城市，与首先考虑居民的存在的现代化城市不同。
图 2 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
八世纪以来的变化以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肯定，如果为政者的权力得不到被统治者的支持是不能持久的。实际上，只有采纳城市居民意见后形成的为政者的制度和居民确立的秩序结合起来，才能构筑复杂的社会体制。
譬如说，长安城是一座拥有多种宗教的城市，它拥有一百多座佛教的大伽蓝、几十座道教的道观、数座波斯教的寺庙以及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设施都竞相与皇权建立密切的关系，但这些设施也是城内的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社会设施。这些宗教设施对城内提供了与上述城市规划中的儒教秩序观不同的多种多样的价值。
但是，在七世纪后半叶和八世纪前半叶，相继建成了新的宫殿（大明宫、兴庆宫）。在这种形势的直接影响下，进入八、九世纪后，根据上述普遍的宇宙论制定的城市规划开始被抛弃，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扎根，阶层出现流动，社会出现动荡，排外的传统思想开始抬头，来自中国外部的佛教等外来宗教逐步成为被排挤的对象。
作为承受天命的宇宙都城而修建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到了八世纪唐代中期，便把皇帝居住的主要宫殿从原来的太极宫迁到了东北部的大明宫。随之，官员居住的地方也开始迁到了大明宫附近。从此开始，城内的居住区域重新进行了划分，并开始探讨充实城市的生活机能。距离上朝的新宫殿不远的高岗下的城内街东一带变成了官僚街，而低洼地带相当于商业区的街西一带则渐渐地变成了平民百姓的居住地。
由于官员们的住地聚集在街东，到了八世纪以后，城内外的土地利用出现相互联动的变化。首先，街东中部地区开始繁华起来，进而成为超过西市的城内最繁华的地区。在以这个地区为核心的一带，也有了城外拥有销售点的商店在销售高级商品，人们也能彼此交换最新的政治信息，从而形成了长安的精英文化。
与街东形成达官贵人的居住区相对应，处于低洼地的街西一带则进一步加深了百姓居住区的色彩，从而便在城内逐步形成了街西和街东两个鲜明对照的居民阶层区域。居民阶层和地区文化互不相同的两个地区并列存在，形成了八、九世纪长安城内的社会构成。
由于达官贵人的住宅集中在街东中部和北部，街东南部的曲江池周边便形成了叫做风致地区的风景区。另外，街东官员的家族墓地多建造在城东的丘陵地带，官员在公务余暇时便前往城南或城东的别墅散步，一到清明节便携家带口去东郊或南郊扫墓。郊游和扫墓已是官员生活中的例行公事。
如上所述，在八、九世纪的长安，已经形成了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的城市生活模式。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以及交通网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使城市消费生活丰富多彩，使传统文化和新的文化在长安得到了融合。原来的衣食住和一年的例行活动等生活习惯经过系统整顿形成了城市生活的新模式，为后代城市生活所继承（妹尾达彦《长安的城市规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
八世纪前半叶长安城内的情景现在留有关于唐长安城的许多文献资料，但是，最基本的史料还是开元10年（722）由在丽正殿（后来的集贤殿）供职的韦述（？－757）编撰的《两京新记》5卷。《两京新记》正如其书名所表明的那样，详细地记述了当时两个都城－长安和洛阳的城市建筑结构和居民的构成。现存的《两京新记》只有第三卷了，不过，据逸文集成和后世根据《两京新记》编撰的历史资料，是能够复原其原型的。
《两京新记》一书的作者韦述，是景龙2年（708）考取进士后走上在中央当官的道路的。
他是与井真成同时期居住在长安的知识分子。韦述参与编撰的书籍，除《两京新记》5卷以外，还有《国史》112卷、《唐六典》30卷、《集贤注记》3卷、《史例》1卷等。韦述的确是一位活跃在玄宗时代的官办学院的核心人物。韦述在世时正处于七世纪末期到八世纪前半叶中央政治激烈动荡的时期，因此这段时期发生的事件都被详细地记述在《两京新记》中了。这是因为作者韦述曾想具体地描绘自己生存时代的两京情况。
为了回顾井真成在世时的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首先需要对《两京新记》进行分析。《两京新记》5卷作为详细记述韦述生存的八世纪前半叶的两京城内的情景的城市社会志，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同时代的史料。图3把《两京新记》描绘的情景加以形象化了。
正如这一幅图所描绘的那样，根据韦述的记述判明的地基区划的外城建筑物有267处。具体说来，有寺庙93座、废寺8座、道观20座、祆祠6座、官员住宅109所、公共建筑物18所、汉代遗址5所、寺庙5座、水渠3处。宗教建筑物127处，几乎占到建筑物的一半，其次就是官员的邸宅。韦述是以官员的邸宅和宗教寺庙为中心来描绘长安城内的情况的。
看一下宗教建筑和达官贵人的邸宅的分布情况，就可以知道城内并不是到处都住着居民，而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是居住在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的北侧。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寺庙是建在街西，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达官贵人的邸宅是建在街东。众多的寺庙建在街西是因为大部分寺庙建在隋唐初期。隋修建大兴城之初，直接连接城市水利条件好的西域各个城市的街西地区具备完善的城市机能，多数城市居民都愿意居住在街西。另一方面，达官贵人之所以集聚在街东，大概是因为认为重修大明宫（662）和修建兴庆宫（714）后从街东的东市周围上朝方便，所以大明宫南边的诸坊便成了达官贵人方便上朝和生活的地区。城内的四座祆教建筑（祆祠）中的三座和两座波斯胡寺（义宁坊(A3)十字街东北、礼泉坊（B4）十字街东南。后者于景龙年间（707－710）变成官员住宅）都集中建在西市北面的诸坊。由此可以了解，这个地区居住着许多来自伊朗高原的外来人。
总而言之，韦述的《两京新记》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具体地描述了长安城的城市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开元年间的情景（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唐研究』2003年9月）；（『唐长安史研究与韦述《两京新记》』田村晃一编『渤海都城的考古学』 东洋文库、2005年）。
图3 八世纪前半叶长安城内的景观
图4 八世纪前半叶长安城的居住变迁
图5 宗教设施的选址
从洛阳到长安－八世纪初期的政治动向这个时期中央政治的基调是，从建神都于洛阳的武则天皇帝执政的周王朝时期（690－705年）开始，便出现了由于武则天退位后的唐王朝复兴而主张把中央政权重新迁回长安的势力。八世纪初期是政治、经济的重心从洛阳大举转移到长安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中央政治变动的时期，先后发生了如下一些事件：705年武则天退位后中宗复位、韦后掌权（710）、玄宗通过政变即位（712）、肃清太平公主派（713），此后又以长安为中心舞台实行了开元（713－741）之治。这个时期是政治和经济的重心由洛阳向长安大举迁移的时期。717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从日本出发。试图使长安重新成为世界中心的唐朝，把接待这次日本遣唐使作为推行适应新政治动向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把都城的重心从洛阳移往长安，是当时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动向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西北部和西部的军事势力抬头的一种策略。
武则天退位以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力斗争中最后夺得胜利的玄宗，以长安为舞台开始重建唐朝的大业。开元年间的长安的官办学院（丽正殿书院、集贤殿书院）和史馆积极开展的文化事业，发挥了玄宗时期的政治核心作用。玄宗试图以长安为中心发扬唐朝的威望。韦述是推动官办学院和史馆这两大文化事业的主要学者。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之所以被详尽地记述在《两京新记》一书，是因为作者韦述本人想亲自把自己生活在两京的情况描绘下来的缘故吧。
井真成曾经与韦述在同一时期生活在长安。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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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东京7月29日电记者柳晓力报道：由人民日报社和朝日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日文化交流论坛·遣唐使研讨会”，今天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发表题为“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的讲话，全文如下：
1 开元22年（733）－变化的起点
2 盛唐时代的长安城－八世纪前半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状况
3 欧亚大陆东部的动向
1 开元22年（734）－转变的起点
玄宗的洛阳行幸开元21年（733）的夏天，长安地区淫雨绵绵，这对迎来收获季节的关中平原的农作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据说，玄宗当时下诏书，命令把储存在宫城西北的太仓中的200石官米（大约14顿）投放到市场，以缓解城内外居民的饥饿。
另一方面，玄宗为了搞到粮食，决定率领官员和军队前往洛阳行幸。因为洛阳是直接连接大运河的物资运输据点，城内外有几个大粮仓。
第二年即开元22年（734）正月初七，玄宗从西京长安出发，在两周多的时间里，跋涉于秦岭北麓的道路，于当月26日到达东都洛阳。玄宗在洛阳一直逗留到第三年即开元24年（736）的10月1日，回到长安时已是这一年的10月21日（据《旧唐书》卷5、玄宗本纪、《资治通鉴》卷214等记载）。因为玄宗呆在洛阳，所以在开元21年8月到达苏州的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只好在洛阳而不是在长安向皇帝敬献了贡品。
井真成（699－734）在玄宗启程前往洛阳的开元22年（日本天平6年）正月逝世于长安，2月4日由官方出面埋葬在长安城东郊的浐水的东原。算起来他享年36岁。
关于井真成和长安的资料
关于井真成本人的资料，只有墓志上记载的内容，但是，关于井真成在世时的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城，却留有大量资料。这个时期是长安300多年历史中留有最丰富的资料的时期。利用这些资料足以详细地复原城内的情景。因此，现在我想以开元年间（713－741）为中心，尽量具体地复原一下井真成在世时的长安城内外的情景。同时，还想概括地叙述一下浓缩在长安城历史中的八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大陆与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和经济的动向。
井真成去世时的开元22年正月，玄宗（685－762）已经是48岁的壮年人，唐朝也度过了无数次政治危机，政权开始趋于稳定，即将迎来被人们称为盛唐时代的鼎盛时期。顺便说一句，后来成为杨贵妃的杨玉环（719－56）在她父亲死后，由其叔父收养，当时年仅14岁。
新时代的开始－玄宗治世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713－756）正是唐王朝的历史由前期走向后期的转折时期。井真成去世的开元22年，可以说是这一转折时期的开始年。在这一年的8月，对从谷仓地区的长江下经洛阳到长安的水上和陆地交通进行了巨大的改造。这项工程的实施大大改善了向长安运输物资的交通。从唐朝初期开始，长安就一直不断地遭受饥馑的袭击。每次发生饥馑，玄宗都不得不到洛阳行幸。这项工程的竣工基本上结束行幸不便的历史。这次交通改造不仅为日后唐王朝延续170多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中国大陆的物资运输由陆路转换为水路和海路揭开了新的帷幕。
玄宗治世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甚至对后代都产生了影响。唐朝从玄宗治世时开始采取了更加集权、更加富有效率的体制。如果稍微扩张一点说的话，一直维持到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华帝国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就是从八世纪前半叶玄宗治世时开始奠定的。这就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的开元－天宝之治的时期。
井真成在世时的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城，是进行新的政治改革的主要舞台，到处洋溢着空前未有的生气。作为来自遥远的东海岛国日本的一位使者，井真成抵达长安后最初感觉到的恐怕是这座成为平城京（710－84）的样板的长安城的建筑规模之大、市面之繁荣以及它那创造出日本见不到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的能量，还有那宿舍中流动的含黄土高原黄沙的干燥空气以及城内街道上漂浮的那种大陆泥土气息吧。
井真成一定感受到了宽广的长安街道上的时代气息，并在每天的生活中觉察到动荡的大陆的变化。
那么，井真成当时所看到的开元年间的长安城的具体情景是怎样的呢？在长安城内，从皇帝到乞丐的各个阶层的人们以及来自各个地区和各种出身的人们又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当时的政府实施的新政策对于包括井真成在内的城内居民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与井真成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八世纪前半叶的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动向又具有什么特点呢？我想尽量简单明了地回答一下这些问题。
2 盛唐时代的长安城－八世纪前半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中国大陆的重新统一和欧亚大陆东部在四、五世纪到六、七世纪期间欧亚大陆兴起的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影响下，在六世纪末期，即从晋王朝（265－316）崩溃算起实际相隔260年之后，中国大陆诞生了一个统一的王朝。这个王朝就是隋王朝（581－618）。继隋王朝之后，唐王朝（618－907）在欧亚大陆东部建立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权。
隋唐王朝在中国大陆的诞生，是欧亚大陆东部政治变动的结果，同时它也对欧亚大陆东部的各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对抗隋唐王朝诞生的需要出发，在现在的东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西藏地区、中国大陆西南地区、东南亚半岛，过去那些彼此之间互不往来的部族开始实行联合，进而建立了许多个国家，在八、九世纪形成的东亚的国际关系一直维持到了今天。上述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动向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大陆之都－隋唐时代的长安城的历史中。
长安的城市规划和鸿胪寺
如图1隋唐长安城的城市规划所表明的那样，隋大兴城即唐长安城，自汉代以来的历代王朝都是把使用的长安城（旧长安城）建在禁苑之内。这是因为要在隋唐王朝继承汉代的古典文化的同时，争取创造超越汉代以来的各个王朝的文化的缘故。
另外，包容了旧长安城的禁苑，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图1 隋唐长安城的城市规划
这座新的长安城是为了显示位于皇帝居住的宫殿（太极殿）的中心而修建的象征性建筑物。新的长安城由禁苑、宫城、皇城和外城四部分组成。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由太极宫、东宫、掖庭宫和太仓组成。皇城是官厅街。外城是官员、平民百姓和商人居住的地区。
位于长安中心的太极殿（隋朝的大兴殿），被认为是与位于宇宙中心的天帝的住所直接相连接的地方。因此，太极殿被认为是地上受天帝之命的唯一男子即天子－皇帝，负责连接天地，推行适应宇宙运行的政治的世界的中心。长安城四周建有供奉天帝周围的天空中的星座、太阳和月亮的祭坛。从这种意义上说，长安既是一座宇宙的都城，也是一座象征普遍意义的都城。
长安是以从太极殿开始向南北延伸的大街为中轴线而修建的，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设施对称地分布在方格形状中，井然有序。采取左右对称的布局，依据的是儒教的阴阳思想：相当于阳的建筑物布置在大街东侧，而表示阴的建筑物则是布置在大街西侧。例如皇太子（男性－阳）居住的东宫是建在东边，皇后（女性－阴）居住的掖庭宫（后宫）是建在西边。不受阴阳秩序约束，又能充当天地媒介的唯一存在，就是天子－皇帝的宫殿。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其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建在皇城南边的承天门街以西和第七横街以北的广大的地区。鸿胪寺建在进入皇城南门门－朱雀门不远的地方，据认为这是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厅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与此同时，统筹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的鴻胪寺也是因为需要建在朱雀门街西边即属阴的方位的缘故。大地是属阴的。聚集在鴻胪寺的这些外国使节，最能说明长安是处于宇宙的中心。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有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也就是说，长安是为了把原来存在的宇宙秩序投影到地上而建造的，也就是说必须在与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秩序观相对应的地点上建设相应的建筑物。如此说来，新长安城的城市规划是把重点放在为政者的统治理念的视觉化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机能是被放在第二位的。总而言之，长安是一座典型的前现代化城市，与首先考虑居民的存在的现代化城市不同。
图 2 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
八世纪以来的变化以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肯定，如果为政者的权力得不到被统治者的支持是不能持久的。实际上，只有采纳城市居民意见后形成的为政者的制度和居民确立的秩序结合起来，才能构筑复杂的社会体制。
譬如说，长安城是一座拥有多种宗教的城市，它拥有一百多座佛教的大伽蓝、几十座道教的道观、数座波斯教的寺庙以及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教会。各种各样的宗教设施都竞相与皇权建立密切的关系，但这些设施也是城内的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社会设施。这些宗教设施对城内提供了与上述城市规划中的儒教秩序观不同的多种多样的价值。
但是，在七世纪后半叶和八世纪前半叶，相继建成了新的宫殿（大明宫、兴庆宫）。在这种形势的直接影响下，进入八、九世纪后，根据上述普遍的宇宙论制定的城市规划开始被抛弃，特别是随着科举制度扎根，阶层出现流动，社会出现动荡，排外的传统思想开始抬头，来自中国外部的佛教等外来宗教逐步成为被排挤的对象。
作为承受天命的宇宙都城而修建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到了八世纪唐代中期，便把皇帝居住的主要宫殿从原来的太极宫迁到了东北部的大明宫。随之，官员居住的地方也开始迁到了大明宫附近。从此开始，城内的居住区域重新进行了划分，并开始探讨充实城市的生活机能。距离上朝的新宫殿不远的高岗下的城内街东一带变成了官僚街，而低洼地带相当于商业区的街西一带则渐渐地变成了平民百姓的居住地。
由于官员们的住地聚集在街东，到了八世纪以后，城内外的土地利用出现相互联动的变化。首先，街东中部地区开始繁华起来，进而成为超过西市的城内最繁华的地区。在以这个地区为核心的一带，也有了城外拥有销售点的商店在销售高级商品，人们也能彼此交换最新的政治信息，从而形成了长安的精英文化。
与街东形成达官贵人的居住区相对应，处于低洼地的街西一带则进一步加深了百姓居住区的色彩，从而便在城内逐步形成了街西和街东两个鲜明对照的居民阶层区域。居民阶层和地区文化互不相同的两个地区并列存在，形成了八、九世纪长安城内的社会构成。
由于达官贵人的住宅集中在街东中部和北部，街东南部的曲江池周边便形成了叫做风致地区的风景区。另外，街东官员的家族墓地多建造在城东的丘陵地带，官员在公务余暇时便前往城南或城东的别墅散步，一到清明节便携家带口去东郊或南郊扫墓。郊游和扫墓已是官员生活中的例行公事。
如上所述，在八、九世纪的长安，已经形成了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的城市生活模式。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以及交通网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使城市消费生活丰富多彩，使传统文化和新的文化在长安得到了融合。原来的衣食住和一年的例行活动等生活习惯经过系统整顿形成了城市生活的新模式，为后代城市生活所继承（妹尾达彦《长安的城市规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
八世纪前半叶长安城内的情景现在留有关于唐长安城的许多文献资料，但是，最基本的史料还是开元10年（722）由在丽正殿（后来的集贤殿）供职的韦述（？－757）编撰的《两京新记》5卷。《两京新记》正如其书名所表明的那样，详细地记述了当时两个都城－长安和洛阳的城市建筑结构和居民的构成。现存的《两京新记》只有第三卷了，不过，据逸文集成和后世根据《两京新记》编撰的历史资料，是能够复原其原型的。
《两京新记》一书的作者韦述，是景龙2年（708）考取进士后走上在中央当官的道路的。
他是与井真成同时期居住在长安的知识分子。韦述参与编撰的书籍，除《两京新记》5卷以外，还有《国史》112卷、《唐六典》30卷、《集贤注记》3卷、《史例》1卷等。韦述的确是一位活跃在玄宗时代的官办学院的核心人物。韦述在世时正处于七世纪末期到八世纪前半叶中央政治激烈动荡的时期，因此这段时期发生的事件都被详细地记述在《两京新记》中了。这是因为作者韦述曾想具体地描绘自己生存时代的两京情况。
为了回顾井真成在世时的八世纪前半叶的长安，首先需要对《两京新记》进行分析。《两京新记》5卷作为详细记述韦述生存的八世纪前半叶的两京城内的情景的城市社会志，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同时代的史料。图3把《两京新记》描绘的情景加以形象化了。
正如这一幅图所描绘的那样，根据韦述的记述判明的地基区划的外城建筑物有267处。具体说来，有寺庙93座、废寺8座、道观20座、祆祠6座、官员住宅109所、公共建筑物18所、汉代遗址5所、寺庙5座、水渠3处。宗教建筑物127处，几乎占到建筑物的一半，其次就是官员的邸宅。韦述是以官员的邸宅和宗教寺庙为中心来描绘长安城内的情况的。
看一下宗教建筑和达官贵人的邸宅的分布情况，就可以知道城内并不是到处都住着居民，而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是居住在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的北侧。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寺庙是建在街西，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达官贵人的邸宅是建在街东。众多的寺庙建在街西是因为大部分寺庙建在隋唐初期。隋修建大兴城之初，直接连接城市水利条件好的西域各个城市的街西地区具备完善的城市机能，多数城市居民都愿意居住在街西。另一方面，达官贵人之所以集聚在街东，大概是因为认为重修大明宫（662）和修建兴庆宫（714）后从街东的东市周围上朝方便，所以大明宫南边的诸坊便成了达官贵人方便上朝和生活的地区。城内的四座祆教建筑（祆祠）中的三座和两座波斯胡寺（义宁坊(A3)十字街东北、礼泉坊（B4）十字街东南。后者于景龙年间（707－710）变成官员住宅）都集中建在西市北面的诸坊。由此可以了解，这个地区居住着许多来自伊朗高原的外来人。
总而言之，韦述的《两京新记》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具体地描述了长安城的城市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开元年间的情景（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唐研究』2003年9月）；（『唐长安史研究与韦述《两京新记》』田村晃一编『渤海都城的考古学』 东洋文库、2005年）。
图3 八世纪前半叶长安城内的景观
图4 八世纪前半叶长安城的居住变迁
图5 宗教设施的选址
从洛阳到长安－八世纪初期的政治动向这个时期中央政治的基调是，从建神都于洛阳的武则天皇帝执政的周王朝时期（690－705年）开始，便出现了由于武则天退位后的唐王朝复兴而主张把中央政权重新迁回长安的势力。八世纪初期是政治、经济的重心从洛阳大举转移到长安的时期。
这个时期是中央政治变动的时期，先后发生了如下一些事件：705年武则天退位后中宗复位、韦后掌权（710）、玄宗通过政变即位（712）、肃清太平公主派（713），此后又以长安为中心舞台实行了开元（713－741）之治。这个时期是政治和经济的重心由洛阳向长安大举迁移的时期。717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从日本出发。试图使长安重新成为世界中心的唐朝，把接待这次日本遣唐使作为推行适应新政治动向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把都城的重心从洛阳移往长安，是当时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动向发生变化的结果，也是为了对付中国大陆西北部和西部的军事势力抬头的一种策略。
武则天退位以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力斗争中最后夺得胜利的玄宗，以长安为舞台开始重建唐朝的大业。开元年间的长安的官办学院（丽正殿书院、集贤殿书院）和史馆积极开展的文化事业，发挥了玄宗时期的政治核心作用。玄宗试图以长安为中心发扬唐朝的威望。韦述是推动官办学院和史馆这两大文化事业的主要学者。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之所以被详尽地记述在《两京新记》一书，是因为作者韦述本人想亲自把自己生活在两京的情况描绘下来的缘故吧。
井真成曾经与韦述在同一时期生活在长安。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政治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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