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书法经典》作者：老城

《中国书法经典》系列文章渐渐到了该“知止”的时候了。我曾经不无气馁地说过，若论书画大家，多在江南，又江浙一带聚集豪杰，北方则少得可怜。虽然张芝、钟繇是北方人，然则，无论祖籍还是出生地离燕赵甚远。于是，我就曾经还说，王羲之、颜真卿祖籍是山东的，又以庙堂三碑为题材写了一篇——汉隶的顶级法书在北方，北碑也了不得等等，颇有给北方打气的嫌疑。

我不得不移开灯盏，看看灯下的空间，书学史顶级的人物就出现在面前。比如元代的鲜于枢（公元1246－1302年），字伯机，号困学民，寄直老人，与赵孟頫齐名。汉族，祖籍金代德兴府，生于汴梁，还有渔阳鲜于枢的记载。赵孟頫说他“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李阳冰为河北赵县人，法书是李斯之后小篆的第一次高峰。上溯到汉代，则有崔瑗（公元77——142年），东汉著名学者崔骃的中子，东汉安平人。世传《贤女帖》潇洒大方，据说是崔子玉所书。唐代张怀瓘《书议》将他排在古代书法名迹俱显的19家之首。世传“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的《草书势》出自他的手笔。据杨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上谷王次中，后汉人，作八分楷法。”这所谓的上谷，治所在今张家口宣化、怀来一带。清乾隆年间所建牌坊，匾额“古上谷郡”，书法可爱，不俗不怪。顺便证实上谷郡的确存在过，那是王次中的老家……

无疑，他们也是经典书法家。但是，崔瑗只有所传《贤女帖》，并无其他书迹可以论证；王次中连传的书迹也没有，等于空泛相论，是我所不取的。比如汉代还有大家杜度，我亦无文，也为无书迹可考之故。李阳冰虽然名重书学史，但是，他算作守成之君。鲜于枢书法自然了不得，然则于书学的启示，从更为典型的意义说，也没有专门成篇，并非是我故意或者无意的遗漏。

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岂无书法，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尤其赵国曾经称雄一时，何以会是书学的空白。《邯郸刻石》一书收集了古代赵国境内的碑刻，甚是珍贵。南北响堂寺石窟的摩崖碑刻，就更为世人所忽略。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七分篆书，三分隶书，极其可爱，“朴茂雄森……汉石之冠”名不虚传。《狄仁杰祠堂碑》是为楷书极品，与颜体相去不远。又邢台沙河市城北12公里的东户村乡中学院内有颜真卿书丹《宋璟碑》保存完好，被颜真卿其它碑刻所淹没……

这样说来，似乎是碑碣重磅，不能不光扬的。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整个书学史，就会发现，在书学史上更为夺目的，尚有《封龙山碑》、《祀三公山碑》、《龙藏寺碑》三碑。其于书学史的重要意义，已经为世人所公认。如果说燕赵大地其它碑刻待字闺中，那么，常山郡三碑则早已是王昭君出塞而名声在外了。




一、封龙山碑(东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
公元1847年，在中国为大清道光二十七年，论干支则为丁未，属羊。大清国事日非，沅陵、乾州、凤凰、永绥四县苗民数千人抗租。镇竿总兵派兵镇压，诱捕抗租首领并解省杀害，此外并无大事可叙。纵然在1840年大清遭到国际打击，也未能使行政彻底瘫痪。到任不久有著作《汉石例》的元氏县知县刘宝楠得到报告，在王村发现了一块碑石，即下令移往县城文清书院。运碑的民工嫌其太重，截为两段。此碑即为《封龙山碑》。碑学行家刘宝楠当即拓印，有记录可考的最初拓本两通，据《封龙山汉碑群体研究》辑录张穆云：“丁未冬，刘君念楼，初访得此碑，手拓二纸，一寄穆。一以寄梅郎中伯言。伯言将南归，用以裹书赠鲁川比部，于是鲁川伸熨装潢之，亦自诧有此碑初拓本矣。乙酉十月，张穆题记。”张穆在《封龙山碑》问世的隔年，就有此记，是为可靠的初拓本记录。穆记拓本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1931年版《元氏县志》有碑石和拓片照片。拓片上有一条明显裂纹、左上角残损者是此碑流传有序的真迹本。
很久以前，河北师大教授研究封龙山文化，要开发旅游胜地。我当时文学兴趣正浓，没有跟着考察。多年后的今年正月初三，我到了封龙山。在去封龙山之前，还做了点功课，问书法家，是否见过《封龙山碑》，说在封龙山上躺着呢！到了封龙山一问才得知，封龙山书院和汉碑在山的那一面的元氏境内，我不得不进一步做功课。
《封龙山碑》立碑于汉桓帝延熹七年，即公元164年。著录多称为《汉元氏封龙山之颂碑》，简称《封龙山碑》。碑文为264字，碑末题名71字，漫漶残损，很多字不可辨识。为更多机会保存此碑的文字，不妨也抄录在下面：碑文为——

惟封龙山者，北岱之英，援三条之别神，分体异处，在于邦内。磥硌吐名，与天同耀，能蒸云兴雨，与三公、灵山协德齐勋。国旧秩而祭之，以为三望。汉亡新之际，失其典祀。延熹七年，岁贞执徐，月纪豕韦，常山相汝南富波蔡仑，长史甘陵广川沐乘，敬天之休，虔恭明祀，上陈德润，加于百姓，宜蒙圭璧，七牲法食，□酒□□。圣朝克明，靡神不举。戊寅诏书，应时听许。允敕大吏郎巽等，与义民修缮故祠。遂采嘉石，造立观阙。黍稷既馨，牺牲博硕。神歆感射，三灵合化。品物流形，农实嘉谷。粟至三钱，天应玉烛。于是纪功刊勒，以昭令问。其辞曰：天作高山，实惟封龙。平地特起，灵亮上通，嵯峨（山束）峻，高丽无双。神耀赫赫，理物含光。赞天□佥，德合无疆。惠此邦域，以绥四方。国富年丰，穑民用章，刻石纪铭，令德不忘。□□□□元氏郎□棘李音，史九门张玮、灵寿赵颖，县令南阳□□，□□韩林□□纵□。石师□文，造作张川，绛作王宇（原载《元氏县志》，有更早版本或者文字更全者请予补正）

《封龙山碑》命运多舛，立碑时的社会背景亦为惨淡。桓帝刘志是公元146年登基的，当时正在京城侯亲，没有当皇帝的准备，却当了皇帝，平庸无所为，又宠信宦官，所以罗贯中说天下大乱“殆始于桓灵二帝”。他登基的时候，距离三国魏文帝曹丕取而代之，还有74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动荡，士族互为抬举，造成了一种立碑的风气，即古书上说的“碑碣云起”。所谓汉碑，所谓汉隶，一般指东汉的碑碣，东汉的碑碣保存了丰富多彩的汉隶面貌。
作为书法的《封龙山碑》，比起《张迁碑》和我所说的“庙堂三碑”来，名声不大，是为出土晚的缘故。然则，还是没有能湮没他的艺术成就。清代方朔跋曰：“字体方正古健，有孔庙《乙瑛》之气魄，文尤雅饬，确是东京人手笔。”杨守敬《激素飞清阁平碑记》亦谓其“雄伟劲健，《鲁峻碑》尚不及也。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从此以后，说到汉碑，再难置《封龙山碑》于不顾，赞叹之声不绝于耳，历代学者著述均放在重要位置。
东汉碑碣是为汉隶的代表之作，而世称庙堂汉隶，则以“乙瑛”、“礼器”、“史晨”相集结，存于孔庙碑林。我去过那里，绝大部分保存十分完好，字迹清晰。于文化钦拜传承，不愧为孔子的遗风所致，让人崇敬不已。《封龙山碑》的书法成就，在众多的汉碑中，尤其贵重。平中出奇，稳中有险的生动笔致，感动了很多行家。笔致圆润似《石门铭》，外形方硬过之；笔画瘦硬险峻似《礼器碑》，但厚朴遒润，兼两者之美，又自有韵律。
封龙山是现在鹿泉与元氏的界山，两市县均有封龙山。封龙山之阳为元氏，这元氏县，乃是古郡、古国，在战国初元氏属中山国，赵灭中山后属赵国，赵王始封公子元于此地，元氏由此而得名。据《元氏县志》记载：“汉高祖三年置恒山郡，（后改常山郡），郡治设于元氏。后时为郡，时为国，元氏均为首府，先后400余年。至三国魏时，郡治它移。”这所谓的它移，是移到了真定的，即现在的正定县。然则，据《正定县志》记载：西晋初，265年以后，常山郡治所由元氏移真定（即今石家庄市东古城）。两县记载衔接不上，只能说大体是魏晋时期。
既然称之为恒山郡，与北岳的恒山相距又非咫尺，何以要如此强拉来相联系呢？这里的古人认为，我们这儿的山脉就是北岳的精华，封龙山就是座名山。恒山郡后来改恒山为常山，乃是避讳皇帝刘恒的名讳，与地貌并无关系。而古人所谓祭天为“封”，祭地为“禅”。封龙山就成了汉代常山国、常山郡的神坛，祭祀活动在所难免。
元氏自古称“难治之邦”，浅山丘陵占一半以上。封龙山海拔不足千米，山脉势如伏龙欲飞状，有飞龙山的称谓。然而，有龙的状势，断然不能让它飞走的，我想，人们还是想留住这条龙，故而封龙也。元氏之难治，其在于山川地貌。即以我们现今看到的封龙山，亦一片萧然。山上没有多少树木，也没有发现可供积累财富的矿藏。我是寒风瑟瑟中到那里的，还看了封龙山书院旧址，书院旁有学子的读书洞。不免让人联想，这里如此的荒凉，当初的读书人是没有任何诱惑的，只有一心读书。据说，元氏自古雨水不多，古人就认为，山神在此，与天神一起，一定会恩泽大地——天神造作的高山啊！惟有封龙山最雄壮——山神威名显赫而道德高尚，施恩于当地而安抚四方，国家富足民众丰康。雅饬的碑文，寄托着人们的美好愿望——这北岳之英，一定会“蒸云兴雨”，颂扬山神天神的美德，是封龙山碑文的主要内容。
《封龙山碑》公元164年建立后，在欧阳修、赵明诚那些我国早期的金石学大家那里并没有著录，猜想是此碑早已没入地下，直至1847年刘宝楠得到它，其它朝代并没有此碑的记录。刘宝楠命移至文清书院后，又是何时再次消失的呢？据《元氏县志》说“1958年佚”，当地文管部门口头告诉我说，大炼钢铁时当石灰石砸了。但是，《封龙山汉碑群体研究》的作者杜香文先生多年走访，从当事人那里获悉，当时砸毁的是《三公山碑》或者《八都神庙碑》，并非《封龙山碑》。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们：寻访《封龙山碑》的踪影，在他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够完成。虽然不是宏愿旦旦，却也是一个文化人的悲壮，与豪言壮语相去不远。若诚如杜先生所言，此碑尚存只是湮没，没准哪一天真的再次面世，岂非轰动的大事？果真灵光显现，该是多么振奋啊！我们盼望着，也不失为一种享受。神秘的《封龙山碑》，你究竟还在不在世间呢？纵然在地下，也给世人透漏一点信息啊！还是怕再到地面，受到砸毁的劫难呢？

二、祀三公山碑（东汉元初四年，公元117年）
公元2010年，即今年的年初，我约作家宇文敏、康志刚二先生，要到元氏去。二位先生与各县熟透，又一理由是，我私自去的话，恐怕连地址也找不到，更不用说瞻仰考察古碑了。还有重要的理由，亦即请些资料。当地文管部门十分热情，早早就等待了，先将县志奉送，于我则是宝贝了。后来还得到了杜香文先生2002年版著作《封龙山汉碑群体研究》一书。我们到达县城，我以为汉碑就在那里。因为文清书院在县城是资料介绍，刘宝楠就将《封龙山碑》移到了该处。其实不然，而是在元氏这一面的封龙山上。25公里的路程不算远，但是，这条路乃是当地的运输干线，各种卡车络绎不绝，且道路坑洼。好不容易到达山下，还得到负责人家里取钥匙。山路崎岖，除了我们一行之外，并无其他人。一行孤雁似地在半山腰，十分显眼。
并未费周折，也没有悬念，到达山半腰的一个去处，名曰西石堂。当然还有东石堂，在悬崖绝壁上，据说窟中有大佛一尊。这西石堂原为寺院，现存三处石窟，内有大小石佛造像一千余尊。汉碑堂就在石窟旁，专人持有钥匙，开了两道门。虽然那门未必能抵挡恶人与盗贼，保护之疑似壁垒，在这样的环境中，也算是森森严闭了。就见两通碑躺在地上，身上还有类似脚镣的铁链子锁着。想动它一动，恐怕要大费周章的。这就是《祀三公山碑》和《白石神君碑》。实话说，我当时是考察《封龙山碑》，《祀三公山碑》当然也在其中，没有想到，还赠看了一通《白石神君碑》，颇窃喜。且《祀三公山碑》保存基本完好，字迹可辨，然而，将近两千年，漫漶已成事实，再如此风化下去，恐怕终有不可辨认之虞。
元氏境内，有确切记载的汉碑共有七通：
一、祀三公山碑（世称大三公）
二、三公御语山神碑
三、封龙山碑
四、三公山碑（世称小三公）
五、无极山碑
六、八都神庙碑
七、白石神君碑
现存《汉碑堂》的《祀三公山碑》和《白石神君碑》是为仅存。书法家王学仲先生到封龙山，观瞻后挥毫题诗云：“元初元氏大三公，气挟风涛来大风。斯相书亡兴汉篆，甘霖一降纪丰功。”诗不算工整，两个“GONG”音相当于首尾句音韵重叠缺乏起伏，第二句两个“风”字也让人兴味锐减。但是，赞诗基本概括了大三公的来龙去脉，又有墨迹留存，仍为书学史佳话。
《祀三公山碑》碑文——

元初四年，常山相陇西冯君到官，承饥衰之後，【敬】惟三公、御语山，三条别神，迥在领西，吏民祷祀，兴云肤寸，遍雨四维，遭离羌寇，蝗旱鬲并，民流道荒，醮祀希罕，【敬】奠不行，由是之来，和气不臻。乃来道要，本祖其原，以三公德广，其灵尤神，处幽道艰，存之者难卜，择吉与治，东就衡山，起堂立坛，双阙夹门，荐牲纳礼，以宁其神，神熹其位，甘雨屡降，报如景响，国界大丰，谷斗三钱，民无疾苦，永保其年。长史鲁国颜浮，五官椽阎佑，户曹史纪受，将作椽王【称】。元氏令茅匡，丞吴音，廷椽郭洪，户曹史翟福，工宋高等刊石纪焉。——（根据《元氏县志》录文，大括号文字为杜香文补）

公元117年，亦即汉安帝刘祜元初四年，岁在丁巳，属蛇。常山国王刘章时期，陇西冯君为相。冯君到官后，则是“承饥衰之后”，又盗贼蜂起，外族入侵，风不调雨不顺，求雨而灵验，以为神助，故立碑以感谢上苍并纪念之。全称为《汉常山相冯君祀三公山碑》，简称《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
据《元氏县志》记载：此碑原立于县西北常山故城西八都神庙内，宋代湮没。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元氏县令王治歧在城外荒坡偶然发现，后教谕刘德昭移置到文清书院。清道光间知县刘宝楠移于学署……
《祀三公山碑》一经面世，则好评如潮。历代碑学家、书法史学家，没有著录此碑，疑似书盲。我们可以从纳新、杨守敬的著作里见到著录与评价，也可以在刘熙载、翁方纲、梁启超、康有为的著作里看到此碑熟悉的身影。更有历代划时代的书法大家，赞誉之余，临摹而化之。此碑振迅天真，让更多的书家为之倾倒迷恋。何以如此呢？
“如繁星缀空，天机巧成”的“谬篆”《祀三公山碑》，与之相伴的还有嵩山汉“开母、少室、太室”三阙铭。然则，却让《祀三公山碑》抢了风头。后世书家，人们推举邓石如、吴昌硕、齐白石三家，在此碑得力最大。我则觉得，在此碑最有心得的是齐白石和吴昌硕。齐白石见到《天发神谶碑》刀法一变，见《祀三公山碑》笔法又一变。白石老人在碑文里竟然看到了笔法，没有神眼何以能看到！吴昌硕向来偏重于石鼓文，然则，他的任何书体，没有一体是纯粹的。何以“纯粹”论衡？他写“汉书下酒，秦云昊河”隶书八个大字，名曰集《曹全碑》，其实也是自运。其它如行书，也往往夹杂着草书甚至是篆书。天机在何处？清方朔云：“隶也，非篆也，乃由篆而趋于隶之渐也。仅能作隶者，不能为此书也。”非篆非隶，亦篆亦隶，梁启超“以隶势作篆”的定评被公认，似乎是此碑书法的最大特点。这是衰年变法的齐白石、吴昌硕在《祀三公山碑》受到的最大启悟。不拘泥于一体书法，吴昌硕即使是作石鼓，也将钟鼎三代文字的体势糅杂其间。有如此的勇气、气魄再佐之以才气，不成书法大家，那就难了。
《祀三公山碑》之所以如此的珍贵，还在于它是东汉碑刻的源头。西汉尚未形成树碑立传的风气，且知名的书法家仅仅为萧何、史游、陈遵。书学史家认定《急就章》为史游所书，其它书家没有书迹传世。东汉则不同了，在书学史上可列为经典的书家众多——草圣张芝、大儒蔡邕等等，都有书迹传世。更为可贵的是，东汉形成了艺术的自觉，即书法明目张胆地作为艺术而被广泛追求，赵壹的《非草书》就记录了人们疯狂追求书法艺术的情景。由此，滋生书法艺术美学理论的文化环境业已成熟，就有了为后世不能忽略的文献。在东汉，可称之为碑的，论时间在《祀三公山碑》前的，只有一通《三老讳字忌日碑》，立碑的具体年代不详，只能根据推断排在“三公”之前。在丰富多彩的汉碑中，除了前面说过的庙堂三碑和《张迁碑》外，著名的尚有《石门颂》、《西陕颂》、《曹全碑》、《衡方碑》等等，构成了东汉碑石在书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书法家如果对汉代书法没有深刻的认识，等于没有读过经史子集而研究中国文化。
沙孟海先生著文并辑录的《中国书法史图录》中有《祀三公山碑》较为完整的图片，右上角仅仅缺损一个半字。而我亲眼所见的封龙山汉碑堂碑石，《白石神山碑》基本完好，而《祀三公山碑》右上、下角都有损坏。据杜香文先生说，五十年代末，勤工俭学烧石灰，一锤子砸下去，损毁六个字。人们发现碑材是砂岩而非石灰石，没有砸烂。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原石家庄地区文管所的李金波先生命将两块碑石运抵正定大佛寺，并埋入地下。直至公元1989年5月12日9时，《祀三公山碑》几经周折挖出，存放在封龙山汉碑堂至今。我觉得，放在山上也不保险。风化已经相当严重，保护性修复也刻不容缓。根据现有资料，补齐全部文字，并做技术处理，长久得以保存，这功德无量的事情，哪位有权作呢？

三、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
河北省正定县境内的“大佛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初名龙藏寺，唐改为龙兴寺，康熙四十八年重修后赐名隆兴寺，连同俗名在内共有四个寺名，让人觉得有点乱，你很难猜透那些帝王们心里在想些什么。既然要改，何不彻底更改之，还照顾原来名字的音律，遮遮掩掩半藏半露。然而，王权的威力就是这样巨大，本来秩序井然，这样一改便混乱起来，给很多外地拜奉的居士们出不该有的难题。
《龙藏寺碑》全称为《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立碑与建造龙藏寺同年。碑通高3.15米，宽0.90米，厚0.29米。碑文楷书30行，行50字，凡1500余字。碑为龟趺。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字。据光绪元年《正定县志》载：“龙藏寺碑并阴，张公礼撰并书，开皇六年十二月立，今在隆兴寺。”与《祀三公山碑》所不同的是，碑文鸿篇巨制。开首曰“竊以空王之道，離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來。斯故將喻師子……取譬金剛，信畢竟而不毀。”结语谓：“八聖四禪，五通七辯。戒香恆馥，法輪常轉。”
经一千五百年的风风雨雨侵蚀和人为的因素，碑体已经断、裂多处，虽经修复，痕迹了然。碑亭比起帝王的“墨迹”来，显得寒酸。但是，该有的保护已经保护了，只是不够精细而已。小亭混杂在其它碑中，也算安逸。我所说的混杂，是因为这龙藏寺里有很多碑石，《龙藏寺碑》乃是建立龙藏寺之所记。没有龙藏寺，这里的一切归于大地。关于龙藏寺，我小时候就去过多次，其后又陪外地友人去过无数次，也看过《龙藏寺碑》，但是印象不深。写毕《封龙山碑》和《祀三公山碑》，想休息一下，带家人到新建造的水面俗称“岔河”的地方放松一下。不料通往岔河的唯一通道戒严，往前一走即到正定，于是，就再次来到了龙藏寺。我想，世界上本没有神，可是，生活中总有些冥冥中不可预料的事情，让你要信神的存在。是《龙藏寺碑》的召唤，还是龙藏寺的召唤，让我碰了这冥冥之中的时辰呢！
你若是到了正定，就会想起来很多正定的别称或者相关联的地名——镇州、真定、恒山等等。这些都与正定有关，可是，再有关联也响亮不过常山。《三国演义》里常常听到赵云说“常山赵子龙也”，指的就是正定。然则，于书学来说，赵子龙就不那么响亮了。我在写《天下三大行书》时说，我每到正定，都会寻找常山古城的蛛丝马迹。因为安史之乱那鼙鼓似乎还在云间留有隆隆的余音，颜杲卿誓死固守城池，被叛军杀害的不屈形象永远不灭。在古城遗迹的城墙上，隐约可以看到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熠熠生辉，千古悼念壮烈的英灵。
石家庄之为省会，很多人感到他土，他太年轻。因为省会曾经在天津，后来迁到保定，再后来迁到了石家庄。这里一年四季都会刮风，且气候干燥，所以又加速了污染，曾经到严重的地步。近年省、市两府规划打造现代化大都市，令人振奋，也着实见效。北部郊区水面阔大，巨大的园区植物茂密，街道也换了模样。于是，人们又想到了“石家庄”这土的够呛的城市名字与现代化大都市相去甚远。有文章说，干脆点，就改为常山市吧。
听上去悦耳，又有来历，古色古香。据考证，常山郡原址不在现在的正定县城，而是石家庄郊区的东古城。将土得够呛的石家庄市改为常山市，听上去理所当然。然则，且不说浙江省衢州市有个常山县，位于金衢盆地西部、钱塘江上游，北纬28°51′，东经118°30，就是石家庄东古城当时的常山郡，也来自恒山。东古城没有山，恒山名来自封龙山这“北岳之英”，本已牵强，改为常山避讳刘恒皇帝，也为现代人所不取。如此说来，改名的事情，就当起哄说说吧！
正定之为常山，来龙去脉如此。正定县早就存在，而开皇六年所立《龙藏寺碑》没有更改过名字，确凿无疑。这样，我们就可以免受其它干扰，心安理得专心来说作为书法的《龙藏寺碑》了。
作为统一的帝国，隋代之前汉晋乃至隋之后的唐代，书家书迹颇丰，已无必要列举。汉代隶书大盛，虽然那些代表性隶书并非是鼎鼎大名家诸如张芝、崔瑗的书迹，可是，依然使得汉代书法成了关键，即是由纯粹的线条篆书发展到了点画隶书，在文字学上也由“古文”变为“今文”，人人可辨识不必非得书法家不可。而唐代则是将楷书定型并走到高峰，留下的书迹流布海内外，名家名迹甚至是不可分割。隋代享国时间很短，统一的帝国更为短暂。隋代无大书家即成事实，按说不会有什么异议，然则，宋欧阳修就曾经不无扭转乾坤似地说，隋之晚年，书家尤盛，因为“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
康有为的《广义舟双楫》有《卑唐》一节，是继米芾之后，攻讦唐代书法的又一人。虽则太过，且也不可完全不顾他们要说的意思。说白了——这些人也不是专门胡说八道。他们无法容忍唐代书法的法则化倾向，要蕴藉，要个性张扬，要可爱可亲。然而，书学史上，唐代是继晋代之后不可逾越的朝代。颜柳并称，颠张醉素，尤其颜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学书的途径。所谓卑唐，即是说唐代书法古意不存。那么，古意又是什么？这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我们只能从更早的时间说起，或者从唐往古代倒推。观瞻古代书法，有时候不用看是哪朝代的，就会知道那肯定是唐以前的法书。而自宋以后，无论多么大的书家，无论多么著名的书法，都会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什么呢？沙孟海先生有一幅作品，叫作“振迅天真”，我觉得，过多地“作书”，强烈的创作意识反而会使书法失去更多的东西。然而，那还不是缺乏“古意”的唯一原因。造型的扭曲和无力，笔画的单薄等等，使得古意渐渐消失。然而，这还依然不是问题的全部，唐代将点画发展到了无以复加，书法的另一种形态占据了书坛。而汉隶虽然也强调点画，但是，中国文字是线条的艺术，汉隶就不缺乏线条的考究。所以林散之老人就曾经说，若是以草书为创作对象的书家，先临习二十年隶书，再创作草书。这当然是林老的体会，未必是所有人的准则。然而，缺乏变化莫测的线条，会使书法走向机械化。所以康有为、米南宫不喜欢唐代书法尤其是楷书的法度森严。这些复杂的问题，要专门讨论，即便专门讨论，也未必讨论得清楚，我们在此略加沾染而已。
书学史的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楷书集大成者颜柳，并非是突然间就掉下了馅饼。任何书体都不是突然变化的，要有个漫长的过程。所谓穷源，才可以竟流。康有为显然比谁都不糊涂。他的著作里有了《取隋》一节，说是隋碑无绝佳者，隋人无以书名冠世者，那么何以要“取隋”呢？答案很清楚，就是因为有了《龙藏寺碑》——

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龙藏》统合分、隶，并《吊比干文》《郑文公》《敬使君》《刘懿》《李仲璇》诸派，薈萃为一，安静浑穆，骨鲠不减曲江，而风度端凝，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后，斯派渐泯，后世遂无嗣音者……观此碑真足当古今之变者矣。　

上承分隶，并凝聚多种碑的优点，下开了唐代书法楷则。既无北魏的寒俭之风，又非唐碑的全失隶意，字体结构朴拙，用笔忱挚，给人以古拙幽深之感。它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唐，书学之递嬗的甬道。这一作用，仿佛千钧一发，也像是一根独木之桥。换句话说，《龙藏寺碑》古意尚存，是通往未来的必经之路，这也是历代书家包括康有为珍视研究此碑的原因所在。如果说隋代书法的法度，开皇十七年的《董美人墓志》精妙绝伦，且字迹十分清晰，使得《龙藏寺碑》并非独唱。可惜，墓碑早已无存，只有早期拓片得以流传。
在燕赵大地，还有莲池书院碑刻长廊——位于保定市莲花池北侧。清光绪年间，直隶总督那彦成将其家藏名帖如怀素《自叙帖》、褚遂良《千字文》、颜真卿《千福碑》、米芾《虹县诗》、赵孟頫《蜀山图歌》、董其昌《云隐山房题记》等摹刻于保定莲池书院，名曰《莲池书院法帖》，此法帖最早的拓本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手中有一本河北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的《莲池书院法帖》，和相同作品其它出版物比对，还是不一样。参悟笔法、版本、刻手的优劣对法帖原作的歪曲、曲解和损伤，追究法书原作的精微奥义之所在，可供书界参照。
碑刻离我们很遥远，历经千百年的历史变迁，经历风霜雨雪的侵蚀，却傲然述说着人文历史，记载着广阔的社会背景，又有独特的地缘文化特征。那一首首劳动者的歌，那一番生命的特殊体验与生命的争持，比起碑文的文字内容，更让人感动。虽然丰碑多已漫漶，认真考察，透过层层迷雾，终究得到了清晰的画面。那是实物的历史，那是文化的传承，那也是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的铁证，更是书学史上漫漶的诗篇。
《中国书法经典》系列文章渐渐到了该“知止”的时候了。我曾经不无气馁地说过，若论书画大家，多在江南，又江浙一带聚集豪杰，北方则少得可怜。虽然张芝、钟繇是北方人，然则，无论祖籍还是出生地离燕赵甚远。于是，我就曾经还说，王羲之、颜真卿祖籍是山东的，又以庙堂三碑为题材写了一篇——汉隶的顶级法书在北方，北碑也了不得等等，颇有给北方打气的嫌疑。

我不得不移开灯盏，看看灯下的空间，书学史顶级的人物就出现在面前。比如元代的鲜于枢（公元1246－1302年），字伯机，号困学民，寄直老人，与赵孟頫齐名。汉族，祖籍金代德兴府，生于汴梁，还有渔阳鲜于枢的记载。赵孟頫说他“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李阳冰为河北赵县人，法书是李斯之后小篆的第一次高峰。上溯到汉代，则有崔瑗（公元77——142年），东汉著名学者崔骃的中子，东汉安平人。世传《贤女帖》潇洒大方，据说是崔子玉所书。唐代张怀瓘《书议》将他排在古代书法名迹俱显的19家之首。世传“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的《草书势》出自他的手笔。据杨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上谷王次中，后汉人，作八分楷法。”这所谓的上谷，治所在今张家口宣化、怀来一带。清乾隆年间所建牌坊，匾额“古上谷郡”，书法可爱，不俗不怪。顺便证实上谷郡的确存在过，那是王次中的老家……

无疑，他们也是经典书法家。但是，崔瑗只有所传《贤女帖》，并无其他书迹可以论证；王次中连传的书迹也没有，等于空泛相论，是我所不取的。比如汉代还有大家杜度，我亦无文，也为无书迹可考之故。李阳冰虽然名重书学史，但是，他算作守成之君。鲜于枢书法自然了不得，然则于书学的启示，从更为典型的意义说，也没有专门成篇，并非是我故意或者无意的遗漏。

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岂无书法，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尤其赵国曾经称雄一时，何以会是书学的空白。《邯郸刻石》一书收集了古代赵国境内的碑刻，甚是珍贵。南北响堂寺石窟的摩崖碑刻，就更为世人所忽略。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七分篆书，三分隶书，极其可爱，“朴茂雄森……汉石之冠”名不虚传。《狄仁杰祠堂碑》是为楷书极品，与颜体相去不远。又邢台沙河市城北12公里的东户村乡中学院内有颜真卿书丹《宋璟碑》保存完好，被颜真卿其它碑刻所淹没……

这样说来，似乎是碑碣重磅，不能不光扬的。但是，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整个书学史，就会发现，在书学史上更为夺目的，尚有《封龙山碑》、《祀三公山碑》、《龙藏寺碑》三碑。其于书学史的重要意义，已经为世人所公认。如果说燕赵大地其它碑刻待字闺中，那么，常山郡三碑则早已是王昭君出塞而名声在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