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辉



载《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六朝隋唐卷》





1984年七八月问，我有幸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活动，历时40余天，分别考察了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邗沟、通济渠(亦称汴渠)。考察队在江苏境内的考察活动，由吴江县入境始，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南京、扬州、高邮、宝应、淮安、淮阴，由盱眙县出境。唐宋古运河的很大一部分均在江苏境内，因此考察时间长达18天。但是，在我们的考察成果集《运河访古》一书中，还没有来得及对江苏境内的唐宋古运河作一整体的记述，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这里结合实地考察和历史文献资料，把一些粗浅的想法贡献出来，一方面可以就正于方家，另方面也算是对我们《运河访古》一书的补充。



一、江南运河的开凿与变迁



江南运河开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当时以现在的苏州为政治中心的吴国是春秋末期的强国之一。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国，和晋国争霸中原，便在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在利用江、淮之间水道的基础上，开凿了一条运道邗沟。这是最早沟通长江与淮河的一条人工渠道。众所周知，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太湖平原，是长江三角洲的主体部分，也是今天上海经济区的主体部分。春秋时期的太湖平原，分布着远比今天众多的自然河流和湖泊，古时称这里为“三江五湖”之区。《禹贡》日：“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周礼·职方氏》：“扬州薮曰具区，川曰三江。”《国语》子胥曰：“三江环之，民无所移。”范蠡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越绝书》曰：“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史记·正义》曰：“三江者，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白岘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人海，亦曰娄江，于其分处号曰三江口。”就是指这里分布着以松江、娄江、东江以及太湖为代表的众多河流和湖泊①。丰富的自然水系的存在，为水上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史记·河渠书》载：“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如把文中的“渠”视为运河，可见至少到春秋之时，在太湖平原的三江五湖之间，已经出现了互相沟通的人工渠道。又根据《越绝书·吴地传》的记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人大江，奏广陵。”当时吴国的都城在苏州，平门即苏州的北门；巢湖即漕湖；梅亭在今无锡；扬湖可能就是阳湖，在今无锡、常州之间，紧临江南运河；渔浦即今江阴西利港；广陵在今扬州市西北蜀岗上。据此，这条渠道应自今苏州西北行，穿过漕湖，逆太伯渎与今江南运河而上，再经阳湖北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长江，以达扬州。循理而言，这条运道的开凿理应早于邗沟的开凿。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盟黄池(今河南封丘)，船队可能就由这条运道由苏州到达邗城，然后再经邗沟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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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



当时，太湖地区的南部为越国属地，越国都城在今浙江绍兴。吴、越之间，在利用自然水道的基础上，亦已开有渠道以相沟通。《越绝书·吴地传》载：“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百尺渎，又名百尺浦，这条古运河是从苏州向南，通过吴江、平望、嘉兴、崇德，南下直达钱塘江边，以转运越国的粮食。公元前496年，吴伐越，战于槜李，吴师败绩，阖闾负伤而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而欲兴师伐越，越王勾践先发制人，率先兴师伐吴，夫差败越兵于夫椒，又乘胜攻入越都，勾践以余兵5000人保栖于会稽山。榜李位于嘉兴县南江南运河畔，夫椒位于苏州太湖中。吴越之间进行的这两次战争，显然都利用了两国之间已有的运道。过了十几年，即到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践又乘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吴国内部军力空虚之机，举兵攻吴。他一方面命大夫范蠡、后庸率师循海而逆入于淮，以绝吴王夫差归路；另一方面，他亲率中军由海道溯松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①。越灭吴后，为了加强对吴地的控制，便在苏州南开凿了“通江陵道”。陵道就是陆道，在太湖水乡，它也是挖土筑堤同时形成的河港，所以《越绝书·吴地传》以“凿”书之。这条通江陵道，实际上就是苏州至吴淞江间运河的前身。

公元前334年，楚取越国浙西之地，春申君黄歇“城吴故墟，大内北渎，四纵五横”，在无锡湖郡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垦，并在惠山开凿“西龙尾陵道”②，对今江南运河苏州至无锡间的运道加以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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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语》卷一九，《吴语》。

②《越绝书·吴地传》。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政治、经济的控制，于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开凿丹徒曲阿。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润州丹徒县：“初，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三千人凿破长陇，故名丹徒。”又丹阳县：“本旧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之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江南通志·金陵志》也载：“始皇三十六年，东游至金陵，断山疏淮，由江东丹徒，往会稽。丹徒故城在京岘山下，今其地名丹徒镇。”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正义》引《括地志》云，丹阳郡，故在润州江宁县东南五里，秦并天下，以为鄣郡也)，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可见秦始皇三十七年南巡，由云梦顺江而下至丹阳，然后再东行至浙江境。《江南通志》把其事载于三十六年，实误。丹徒在《禹贡》中属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为朱方，吴亡属越，越亡属楚，更名谷阳。秦始皇三十七年令赭衣徒凿丹徒后，始改名丹徒，属会稽郡。根据《太平御览》引《京口记》的记载，秦始皇在丹徒进行开凿的地方为京岘山下东南之龙目湖，“始皇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湖中长冈使断，因改为丹徒，令水北注江也。”《读史方舆纪要》也记此事云：京岘山“城东五里，一名丹徒岘，相传即秦时所凿以泄王气处，京口、京镇皆因以名。《梁典》武帝望京岘，盘纡似龙，因掘二湖于山下，曰龙目湖，今堙。”①又据《光绪丹阳县志·山水篇》的记载：北冈在县北18里练湖上，即秦时所凿处，大夹冈在县北25里，下临运河。以上所引材料足证秦始皇时对今丹徒、丹阳一带之岗陇进行过开凿，这些地方正当江南运河所经。显然，所谓凿岗陇、泄天子气应是一种附会的说法，但确与开河有关。武同举认为：“秦始皇凿京岘山南坑，疑即今镇江东南新丰镇上下之运河，南接丹阳界，即古大小夹冈。”②不难看出，经过秦时的开凿，今镇江至丹阳的水道已经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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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镇江府》。

②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二七，江南运河。



在太湖东南面，《越绝书·吴地传》称：“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发会稽适戎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秦由拳县即春秋时槜李(今浙江嘉兴)，钱唐县在今杭州市西灵隐山下。“陵水道”是开河筑堤形成的水陆并行的通道。可见秦时，苏州以南嘉兴至杭州的渠道亦在开通，这是杭嘉运河的前身。

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为了便于征调闽越贡赋，开始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河100余里，南接杭嘉运河，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间的运道。

六朝时期，黄河流域频经战乱，北方人民大批迁徙南下，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南北人民的共同开发下，汉时还处于“地广人稀”、“火耕而水耨”生产状况低下的江南地区，到南朝时期则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渔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①的富庶之区。其中江苏南部的太湖流域和浙东地区更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区。建康是当时六朝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地，繁华的秦淮河畔，“贡使商旅，方舟万计”②，城中“二十八万户，东西南北各四十里”③，如以每户5口计，建康已有140万人，成为当时南北方最大的城市。因此，加强政治中心建康与吴、会经济中心的联系，是势所必然。根据《三国志·孙权传》和《建康实录》的记载：吴大帝赤乌八年(245)，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3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吴、会船舰，号破岗渎。由于毗邻建康的江宁、句容、丹阳等地，地处宁镇丘陵，岗陵起伏，因此破岗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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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五四“史臣曰”。

②《宋书·五行志》。

③《太平寰宇记》卷九○引《金陵记》。



下设14埭，以节制水量，上7埭入延陵界(延陵镇在丹阳县西南，镇西之云阳东西城，即破岗渎所经之道)，下7埭入江宁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云：“破岗渎在句容县东南二十五里，至丹阳县西南，六朝时转输运道也。”因此破岗渎运河的修建，主要目的在于把吴、会地区丰富的粮食、手工业品和物资运往当时的首都建康，而避免长江的风涛之险。当时维持这条破岗渎的附带因素，是齐、梁二代帝王陵寝都在丹阳，王公大人四时去丹阳谒陵，可由破岗渎的方山埭“乘舴艋自方山至云阳”①，不必再绕道京口。破岗渎运河至梁时发生小小的变化。梁以太子名纲，乃废破岗渎，而开上容渎。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5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流，30里16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26里5埭，注句容界，西流人秦淮。后至陈高祖即位，又堙上容渎而重修破岗渎。

当时虽然存在着破岗渎运河，但京口至丹阳的水道仍然畅通。顾野王《舆地志》载：“晋元帝子裒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②《南齐书·州郡志》也云：“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可见这条丹徒水道，是一直贯通吴、会地区的。我们在这次对唐宋运河的实地考察中，看到常州市的唐宋古运河上至今还保留着的新坊桥，始建于梁大同元年，现存者虽为元代重建，但可以说明，六朝时常州的运河是畅通的。因此，南齐时人通吴、会的丹徒水道，实即吴破岗渎东面的延长，是隋代江南运河的前驱。

隋炀帝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③，即是在六朝时丹徒水道的基础上，使之加宽加深，从而使江南运河成为我国东南地区连接长江与钱塘江的一条重要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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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定镇江志》引《唐图经》。

②《舆地纪胜》卷七《镇江府·景物》引。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一。

二、唐宋对江南运河的经营



隋朝开通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以后，由于隋朝享国短促，大运河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示。在继隋而起的唐、五代、北宋时期，大运河在沟通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联系上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特别是唐中期以后，北方经安史战乱，藩镇割据，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而江淮以南，则经过东晋、南朝以来300多年的开发，到这时已成为唐朝赋税和漕粮最主要的供应地。权德舆说：“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①韩愈也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②说明自唐中期起，我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了，“国家根本，仰给东南”③。因此，保持江南运河、里运河和汴河的通航，是统治阶级确保漕运，进而巩固其封建统治的重要任务。南宋建都临安，保持江南运河的畅通，更无异保持其生命。因此，唐宋历届政府对江南运河的经营，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兹分述于下。

江南运河按其所经地形和水文条件，可分为北段、中段和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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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权载之文集》卷四七，《论江淮水灾》。

②《韩昌黎集》卷一九，《送陆歙州诗序》。

③《宋史·范相禹传》。



北段自镇江至望亭，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其中镇江至丹阳，地势最为高亢，多冈陇地区。运河水在这一段的流向亦以丹阳为分界。整个河段，一般汛期有江水内灌，以利舟航；冬春枯水时，长江水位低落，常患水量不足。为了节制水流，维持运道水深，以利转漕，历史上曾在这一河段的南北两端设堰(埭)闸，控制水量。堰闸的始创时期，文献记载不详，但镇江城南的丁卯埭，至迟在晋代已经设置。到宋淳化(990)以前，这一河段运河上已设有京口、吕城、奔牛、望亭等4堰，分级蓄水，维持通航。这些堰闸，唐宋以来，各代均有兴修，或改堰为闸，或废闸复堰，至清末才逐渐毁坏。上述堰闸中，特别由于镇江附近长江主泓道的变迁，运河人江口门经常受到江潮挟带泥沙淤塞的威胁，因此运河的入江口门不得不经常变动。在历史上，镇江附近运河入江口共开凿有5个，即丹徒口、谏壁口、甘露口、小京口和大京口①。隋代以前，运河的入江口在丹徒，对面滨江的为今扬州扬子桥，江面阔40里。后来由于扬子桥以南的江面积沙为洲，因其形状如瓜，称为瓜洲。唐开元以后，沙洲面积日广，民居其上，渐为大江南北交通襟喉，这时江面已束狭为20余里。开元二十五年(737)时，齐瀚迁润州刺史，以“州北隔江，舟行绕瓜步，回远六十里，多风涛”②，便奏请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20里，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洲浦，长25里，即达扬子镇，并立伊娄埭，官收其入，亦曰伊娄堰。说明开元后因扬州一侧江滨沙洲的淤积，并与北岸连成一体，为减少漕船在江中迂回航行的风涛之险，运河在镇江的入江口门已从丹徒口移至京口埭下。宋时，瓜洲渡口江面犹18里。清道光初年(1820年前后)，江宽仅七八里，当时江岸直逼镇江蒜山、北固山、象山脚下，金山、焦山均为江中孤岛。但随着长江主泓道的逐渐北徙，明末清初，瓜洲一带江岸已开始受冲。据《瓜洲续志》记载，到道光十年(1830)以后，瓜洲城“逐年愈坍愈甚”，至光绪元年(1875)瓜洲全城沦人大江，居民移居旧城以北的四里埠，这就是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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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南京师院地理系《江苏城市历史地理》。

②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江南运河。



的瓜洲镇。在此期间，镇江一侧江岸却日益淤积，征润洲东延，金山原在京口西北江心，至同治八年(1869)，“涨沙直连南岸，山南竟不通舟楫”①。清末以来，金山沙涂继续向东、向北淤涨，致使大京口和甘露口先后于20世纪30年代淤平，填筑成街道，小京口虽未完全淤平，但已不能正常通航。今日征润州的北端已伸展到过去北岸瓜洲旧城，其东端形成的征润新滩，已达焦山以东江面，逼近丹徒口外。因而今江南运河不得不改从谏壁镇新运口入江，丹徒口仅能通过一般小型船队。

对这一段运河经营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维持对练湖的疏浚。由于镇丹运河段地势高昂，河谷浅狭，给航运带来一定困难。孙吴末年，曾对这段运河进行过修治，但终因“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间皆斩绝陵垄，功力艰辛”②，未能奏效。西晋惠帝时，陈敏据江东，令弟诣遏马林溪，受高骊、长山84派之水，汇聚成湖，史称练湖，又称曲阿后湖，周40里，其功能主要为蓄水济运。后晋陵内史张闽在东晋大兴初所立曲阿新丰塘，与练湖地理相接，又灌田800余顷。这样才使该段运河有了一个蓄水库，所谓“泄湖水一寸，则为河一尺矣”③，既有利于航运的畅通，亦有利于灌溉农田。

然而，至唐代宗广德、永泰中(763—766)，由于沿湖强家筑堤，横截14里，取湖地作田，致使湖面日窄，无处贮水，秋夏雨多，丹阳、延陵、金坛等县良田八九千顷，常被淹没；稍遇亢阳，近湖田苗无水灌溉。唐东都河南江淮等道转运使刘晏、润州刺史韦损重开丹阳之练湖，作斗门，以通灌溉，“自是河漕不涸”④。五代时，由于经过唐末兵乱之后，练湖斗门圮废，南唐昇元元年(937)，知丹阳县吕延桢又浚练湖，作斗门，以通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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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丹徒县志》卷一三，《川》。

②《太平御览·吴志》。

③《宋史·河渠七》。

④《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对练湖的疏浚更为频繁。如绍圣中(1094—1097)，丹阳县令苏京募民重浚练湖，易置斗门十数。绍兴七年(1137)，两浙转运使向子諲言：“镇江府吕城、夹冈，形势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艰勤。……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决，故湖水不能潴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臣已令丹阳知县朱穆等增置二斗门、一*[石+达]，及修补堤防，尽复旧迹，庶为永久之得。”①乾道七年，以臣僚言“兵变以后，(练湖)多废不治，堤岸圮阙，不能贮水；强家因而专利，耕以为田，遂致淤淀”，诏两浙漕臣沈度专一措置修筑②。淳祐初(1241)知镇江府何元寿修复练湖，增高函币达，又浚故渠，起闸之废在京口者四、吕城者三，费逾90余万缗。景定三年(1262)知丹阳县赵必杕修筑练湖岸埂斗门石磁。

唐宋以来，虽历届政府为确保漕运，屡下禁令不许占湖为田，但地方豪强依旧侵耕不止，至清顺治九年(1652)“侵佃多至九千余亩”③，几占全湖面积14000余亩的五分之三。因此巡按监察御史秦世桢疾呼“当革侵佃之田仍为湖，修筑埂闸涵洞，复其旧，庶上可济运通漕，下可灌田救旱，此真东南第一水利”④。以后随着近代铁路交通的发展，漕运废除，运河运输渐渐失去重要地位，1927年遂于练湖北部开中心河一道，引上源诸溪自张官渡直接入运，练湖全被辟为农田。现今这里的国营练湖农场，是江苏省水稻机械化农场之一，现有耕地21000亩，仅存的练湖400亩水面已辟为精养鱼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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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宋史·河渠七》。

③④唐绍垚：《江南运河年鉴》载秦世桢疏。



江南运河北段，除了不断疏浚练湖以外，唐元和八年(813)常州刺史孟简还重开古孟渎，使江南运河在常州附近北通长江，“长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余顷”①。它经过历代修浚，成为常州地区的重要运道之一。

江南运河的中段，从望亭至平望间，地夷而流缓。吴江平望、八坼问为运河全线最低一段，原为太湖泄水口段。唐代以前，现在的吴江县南北为太湖水体所占据，不仅不通陆路，船只往来亦因波涛汹涌常遭覆溺。唐元和五年(810)，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②，筑成了数十里今江南运河的西堤，称为吴江塘路。塘路解决了挽纤、驿运和航行的风涛之险，还对太湖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太湖的泄水口创建了著名的宝带桥。宝带桥又名长桥，53孔，为半圆形券式石拱桥，距苏州约3公里，在江南运河西侧澹台湖口，相传为刺史王仲舒捐宝带资助所建，又因此桥形若长带，故名宝带桥或长桥，主要用作运河纤道的宝带桥，桥面狭长而平坦，利于拉纤；同时为宣泄太湖等诸湖之水，中间3孔较高，便于过船，旁侧50孔较低，利于泄水。五代十国时，这里是吴越王钱镠的统治区域。钱镠为了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于天宝八年(915)置都水营田使主水事，募卒为部，号撩浅军，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水湖入海，既大力开浚了江南运河，又在太湖流域兴修了很多堰闸等水利工程。北宋庆历二年(1042)，苏州通判李禹卿又“堤太湖八十里，为渠，益漕运”③。这次修筑的长堤，于唐堤之东，成为运河的东堤。庆历八年(1048)，吴江知县李问、县尉王庭坚又在松江广阔的出水口段构筑木桥，长千余尺，名利往桥，又名垂虹桥。元泰定二年(1325)改建成石桥，由72个拱券形桥孔组成，长500余米，蜿蜒如龙，这就是吴江长桥的前身。现因年久失修，桥孔已大部塌陷。经过这几次修筑，把水波浩渺的太湖与湖东广大水乡隔开，使今苏州南至平望间的运河面貌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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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孟简传》。

②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三一太湖流域引《同治苏州府志》、《乾隆吴江县志》。

③《行水金鉴》运河水苏州府注引《江南通志》。



江南运河南段，由杭州至嘉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隋唐时期，其水源主要取决于杭州西湖，湖水不足，则引钱塘江潮水补给。因此，对西湖的疏浚，并使其保有充足的水量，这对保证江南运河南段的水源是十分重要的。唐大历年间(766—779)，李泌任杭州刺史，“始导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①。长庆二年(822)，著名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复浚西湖，引湖水北出杭州余杭门外，入于运河。五代梁开平四年(910)，吴越王钱镠在今杭州市候潮门外，始筑捍海塘。当时潮水昼夜冲激，钱谬采用夹板筑塘的方法，沿江100多里，均以巨木为棍柱，打下木桩六层，并在木桩中实以竹笼，竹笼中装满巨石，从而有效地阻挡了潮势，“既而潮避钱塘，东击西陵”，“堤岸既固，民居乃奠”。同时，钱镠“置撩湖兵士千人”②，专用于西湖的疏浚清淤。又在今杭州上塘河南口挖茅山河，直通钱塘江，在引潮水口建龙山、浙江两闸，以遏制咸潮的倒灌，既保证了运道的畅通，又防止了运道两岸农田的斥卤化。

北宋后期，龙山、浙江两闸相继崩废，“撩湖兵”又废除，“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为葑田”③。元祐中，杭州知州苏轼对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他撤废了湖中私围的葑田，“以新旧菱荡课利钱送钱唐县收掌，谓之开湖司公使库，以备逐年雇人开葑撩浅”④。并积葑草为堤，在湖中构筑了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长5里余，夹道植柳，行人便之，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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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河渠六》。

②④《宋史·河渠七》。

③《东坡全集·申三省起请开六条状》。



长堤便是著名的“苏公堤”。与此同时，他又征用士兵及民工1000多人，开浚纵贯杭州南北的茆山、盐桥两运河，引湖水改由杭州涌金门东入城中盐桥河，又北出余杭门，东入上塘河；并置闸于茆山河，“每遇潮上，则暂闭此闸，候潮平水清复开”，阻遏了潮沙进入盐桥河，“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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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河渠七》。



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在150多年中作为南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纵横交错的街道和河渠，构成了杭州城市的整个布局。在当时的御街以东，是南北纵横与御街平行的市河(又称小河)，市河以东，又有与之平行的盐桥运河(又称大河)。市河与盐桥运河在清河坊以南沟通，向南直达江干的钱塘江，向北直接与江南运河和太湖流域的河网相沟通。市河北段又通过众安桥与浣纱河相通，浣纱河又与西湖相连，引西湖水作为这些河渠的水源。为了保证城内河渠的畅通，南宋政府作了不懈的努力。如绍兴九年(1139)，“以张澄奏请，命临安府招置厢军兵士二百人，委钱唐县尉兼领其事，专一浚湖”。又绍兴十九年(1149)，“守臣汤鹏举，奏请重开”。又隆兴二年(1164)，守臣吴芾言：“城里运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桥、仁和仓、斜桥三所作坝，取西湖六处水口，通流灌入。……今欲先于望仙桥城外保安闸两头作坝，却于竹车门河南开挖水道，车戽运水，引入保安门通流人城，遂自望仙桥以南开至都亭驿桥，可以通澈积水，以备缓急，计用工四万。”奏上从之。又乾道四年(1168)，守臣周淙出公帑钱招集游民开浚城内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办称之。又淳熙二年(1175)，两浙漕臣赵磻老言：“临安府长安闸至许村巡检司一带，漕河浅涩，请出钱米，发两岸人户出力开浚。”又言：“欲于通江桥置板闸，遇城中河水浅涸，启板纳潮，继即下板，固护水势，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闸板，听舟楫往还为便。”又淳熙十四年(1187)七月不雨，臣僚言：“窃见奉口至北新桥三十六里，断港绝潢，莫此为甚。今宜开浚，使通客船，以平毂直。”奏上从之①。

从上所引可见江南运河由苏州、嘉兴西南来，直达杭州城内，兼通钱塘江，南宋为保持这条运道的畅通，作了很大努力，这也说明南宋以此运河为生命线，亦犹北宋之重视汴河也。

及元至正间(1341—1368)，由于杭州以南江岸继续向外淤涨，运河遂与钱塘江隔绝，上塘运河益加浅涸，重又对下塘运河进行修治②，“自五林港口开浚至北新桥，又直江涨桥，广二十余丈，遂成大河”③，从而形成现今杭州市内之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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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引文均见《宋史·河渠七》。

②江南运河至杭州拱宸桥后分二支：一支经宝庆桥至德胜坝；一支经大关桥、江涨桥、华光桥，也到德胜坝。过坝以后为上塘河，水位较高，最后通到城河。

③《光绪杭州府志》卷五三，《水利》。



三、里运河的开凿与历史变迁



里运河从苏北淮阴市的清江大闸至长江边的瓜州，长175公里，上接中运河，纵贯江淮平原，它是在古邗沟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邗沟又名渠水、中渎水、山阳沟。春秋以前，长江与淮河之间没有人工渠道，因此《尚书·禹贡》曰：“扬州贡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春秋时，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在贯通江南运道的同时，利用长江、淮河之间的自然水系，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邗沟。《左传》载，哀公九年(公元前486)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曰：于邗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人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邗城是扬州最早的古城，它位于今扬州西北的蜀岗上④，因为夫差在城下开凿了沟通江、淮的人工运道，故名邗沟。邗沟的具体走向，郦道元《水经·淮水注》曰：“(淮阳)县有中渎水，首受江于广陵郡之江都县，县城临江，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县为一都之会，故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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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载：“城在州之西四单蜀岗上。”



都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韩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筑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又曰：“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梁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耶，乃至山阳矣。”①

春秋以前，这里江面辽阔，北抵蜀岗脚下，南抵北固山麓，呈喇叭形向外展开，平缓顺直的蜀岗边缘线就是长江河口侵蚀的岸线，蜀岗之下广阔肥沃的冲积平原的形成，是与长江江口不断向东延伸与边滩发展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长江水道在这里曾经历过“曲江”、“小江”、“夹江”等几个阶段的历史变迁②。小江是隋唐之际的长江水道，小江水道的北岸线，就在今扬州市南九公里的施家桥附近向东西伸展，位于这一线的扬子津为面临长江的重要渡口，隋炀帝曾在此建临江宫。位于蜀岗上的邗城，其西南角就濒临长江。邗沟从邗城的西南角起，屈曲从城的东南角东流，至今湾头镇又折向北流，经武广湖(一作武安湖，即今邵伯湖)、陆阳湖(今名渌洋湖，在江都县北，高邮县南)二湖之间，北入樊梁湖(今名高邮湖，在高邮县西北)转向东北入博芝湖(在宝应县东南)、射阳湖(即今宝应、淮安二县东界之射阳湖，据《太平寰宇记》载，湖周达300多里，面积远较今天为大)，又折向西北，至末口(今淮安城北五里北神堰)入淮。可见，邗沟是利用当时存在的一些主要湖泊连缀而成的，为迁就博芝、射阳二湖，遂向东北绕了一个大弯子。当时江淮间地势是江高淮低。《汉书·地理志》：江都县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人湖。因此邗沟是以江水为源，由南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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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三○。

②朱江：《从文物发现情况来看扬州古代的地理变迁》，载《南京博物院集刊》1981年第3期。



顺流而下。射阳湖以北人淮河道，则以射阳湖为水源。后人于邗沟入淮的末口设北神堰，“以淮水低，沟水高，防其泄也。舟行度堰始入淮，亦号平水堰”①。由于邗沟在樊梁湖以上向东北绕道，且又有博芝、射阳二湖风浪之险，随着水运的发展，必然要求避弯取直，因此东汉建安初，广陵太守陈登鉴于“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乃“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②，马濑即白马湖。刘文淇《扬州水道记》论中渎水建安改道事甚详，我认为是可信的。建安初，陈登主持开凿的工程，是从樊梁湖北口，穿渠至津湖(即界首湖，在今宝应县治南)，再从津湖北凿渠百里通白马湖(在今宝应县西北)，直至山阳末口入淮。这是历史上对邗沟运渠的首次改建工程。经过陈登这次大规模的开凿，形成了一条比较端直的新运道，史称邗沟西道。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迁就博芝、射阳二湖的旧运道，称为邗沟东道。邗沟西道与今天的里运河大体一致。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八月：“帝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冬十月，如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吴人严兵固守。时天寒，冰，舟不得入江。……遂归。……还，到精湖(即津湖)，水稍尽，尽留舟付(蒋)济。船连延在数百里中，济更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胡三省注，以草裹土，筑成及镇水也。《三国志集解》康发祥注曰：豚音墩，土豚，土墩也)，遏断湖水，皆引后船，一时开遏入淮中，乃得还。”③曹丕这次率舟师，循涡水入淮水，然后至广陵临江观兵，来回走的大概都是邗沟西道。南下是八月，运渠中水量较大，返回是十月，到津湖、白马湖时，由于水量小，舟船又绵延数百里，行船十分艰难，于是蒋济在湖内作土墩四五道，遏断湖水，分批引船遏入淮河，才得以返回。建安时邗沟新道虽开，但旧道仍未废弃，樊梁、博芝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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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二，淮安府。

②《水经注校》卷三○，淮水。

③《通燎》卷七○，文帝黄初六年。



通水，且因白马湖直达山阳之邗沟西道通塞不常，因此有时甚至还要绕道射阳湖。晋安帝时，谢灵运作西征赋：“发津潭而迥迈，逗白马以憩龄，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甬城。”有逗白马贯射阳句，可知直达水涩，故须绕道。南宋孝宗时(1163—1189)，楼钥作《北行日录》，有“过宝应黄浦及平河桥”。黄浦为白马入射阳之要口，平河桥即平桥，在黄浦北20里，北距山阳城40里，楼钥舟行过平桥，即是由白马直达山阳之道。光宗时(1190—1194)，直达之道又涩，故杨万里有顺风过射阳湖诗曰：“都梁(盱眙有都梁山)三日雪没屋，小船行水如行陆，山阳一朝帆遇风，大船行水如行空。昨天牵夫冻得泣，买芦燎火芦自湿，朝来牵夫皆上船，收缆脱巾篷底眠。楼船忽然生两翼，横飞直过阳侯国，千村一抹片子时，四岸人家眼中失。似闻咫尺是扬州，更数宝应兼高邮，青天万里当竞渡，不堪回首都梁路。”①可见南宋时由淮至宝应者犹过射阳湖也。

建安以后，对邗沟西道进一步实施改道的，有西晋永兴时(304—306)割据江东的陈敏②。他所从事的邗沟西道的改建工程，是从樊梁湖北口到津湖的局部工程，“下注津湖径渡，渡十二里，方达津湖北口”。

东晋时，为加强对今苏北江淮地区的控制，改善江、淮问的水运条件，曾对邗沟进行过多次整治。一是改建引江水口。邗沟引江水口，原在江都故城南。东晋“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引江人埭，六十里至广陵城”③。这是由于沙洲淤涨，江势南趋，造成水口堙塞。因此，为了解决邗沟水源，便改由江都城西的欧阳埭引水，并开河60里，至广陵与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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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扬州水道记》卷一，江都运河。

②引自《扬州水道记》卷三。

③《水经注》记其事云：“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固穿樊粟湖北口，下至津湖径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耶。”考诸史实，以事系年，“永和”应为“永兴”之误。



沟相接。二是兴宁中(363—365)，“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①。这是在津湖东岸开渠二十里，以避开津湖的风浪之险，“自后行者不复由湖”②。三是在邗沟南段，建有多处堰埭，使之逐步渠化。上述引江口有欧阳埭，江都召伯镇附近有东晋太元七年(385)谢安筑的召伯埭(兼有灌溉之利)。东晋末年，在召伯埭南面20里建有秦梁埭，北面30里有统梁埭③。邗沟南段已完全由人工控制。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④。隋文帝于扬州所开之山阳渎，由茱萸湾至宜陵镇，达樊汉，人高邮、宝应山阳河，以达于射阳湖，实际上是把吴王刘濞所开的自茱萸湾至海陵仓的运盐运河开浚，作为里河，以达射阳湖，以便蒙蔽陈人，为其伐陈做准备⑤。炀帝大业元年(605)，又发淮南诸州郡丁夫10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淮至于扬子入江，300余里，水面阔40步⑥。炀帝所开之邗沟，《扬州水道记》把它说成即是文帝所开自茱萸湾至宜陵樊汊之山阳渎，即邗沟东道。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古邗沟多迂曲，隋大业中开邗沟，为后世运道直径之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云：大业元年，以邗沟水道屈曲，发民浚治，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40步。南宋以来，运道皆由此⑦。武同举也认为：“以今道里计之，《大业杂记》明言三百余里，与西道适合，若为东道，则不止三百余里矣。二顾之说，似为可据。”⑧因此炀帝所开之邗沟，即为建安所改之邗沟西道。以后江、淮间运道即自扬州向北直达淮安，不再向东绕道。清代学者刘宝楠在《宝应图经》一书中论述邗沟开成后至清代共经历12次变迁。以上就是邗沟经行路线，在唐宋以前横向变迁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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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水经注校》卷三○，淮水。

④《太平御览》卷七三堰埭条引《述征记》。

⑤《隋书·高祖本纪》。

⑥刘文淇：《扬州水道记》卷一。

⑦《行水金鉴》引《大业杂记》。

⑧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江北运河。



邗沟纵向的变迁，首先是运道的向南延伸，这就是唐代伊娄河的开凿。由于海岸线的东移，长江水道的变化，蜀岗下的河口沙坝逐渐淤积成平原。从春秋至隋，邗沟的南口已从蜀岗上的邗城，南移至江都扬子津。至唐中期，于晋代已开始显露出江面的沙洲，即瓜洲已相当大了，并逐渐与长江北岸陆连。开元二十五年(737)，润州刺史齐瀚在瓜洲上开伊娄河，长25里，于是扬子津渡口废弃。伊娄河又名新河，亦称瓜洲运河，李白有诗赞日：“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①我们在实地考察中，考察了位于高曼寺隔河对岸的三汊河口。《乾隆江都县志》曰：“三汊河，江都、仪征、瓜洲至此，水分三支，故名。”由此南流至瓜洲入长江的古运河，即唐开元间开凿的伊娄河。

其次是邗沟北端的延伸。邗沟由末口入淮后，西行有山阳湾之险，水势迅急，不利航运。宋太宗雍熙中(984—987)，淮南转运使刘蟠“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未克而受代，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②。这条沙河运河自楚州末口至淮阴磨盘口，把邗沟北口由楚州延伸到淮阴人淮。邗沟至淮阴入淮后，进入唐宋汴渠，利用的是淮河天然水道，仍有风涛之险。宋仁宗时，“发运使许元自淮阴开新河，属之洪泽，避长淮之险，凡四十九里。久之浅涩”③。后马仲甫为发运使，“凿洪泽渠六十里，漕者便之”④。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又命发运使蒋之奇、都水监丞陈祐甫调民夫10万开龟山运河，长57里。它自汴、淮交会口的龟山南麓起，屈经东麓，又东北行，经老子山，又东北至洪泽镇，与洪泽运河相接。这样，从淮阴(清口)至汴河口有了一条与淮河平行的复渠，它以淮水为水源，但漕船却可避免淮水的风涛之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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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白：《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诗》。

②③《宋史·河渠志》。

④《宋史·马仲甫传》。



其三，邗沟中段平津堰的修筑与引江济运。唐宪宗元和三年，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在高邮筑平津堰，灌溉千顷①。这条平津堰一直到宝应，宋代即在平津堰遗址上修建了一条土堤，把运河航道与高邮湖分开，以利漕运，并在沿堤设置闸门，控制运河水位，“泄有余，防不足”，是为宋代以来的运河西堤。唐敬宗宝历二年(826)，扬州江都县漕渠浅，输不及期，盐铁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东注官河，以便漕运②。《扬州水道记》云：七里港在唐江都县城东南10里，通扬子江，盖引江济运也。邗沟原经邗城之下，唐时仍流经扬州城内，时称“官河”。但其后由于滨江平原成长，江岸向南推进及江中沙洲发育，江潮难入城内官河，不能行舟。宝历二年，王播自城南阊门七里港开河引江水东行，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河出茱萸湾，长19里。这是漕河始由阊门外、“不复由城内旧官河”的开始。

上述就是里运河在唐宋以前及唐宋时期历史变迁的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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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书·李吉甫传》。

②《新唐书·地理志》。



四、唐宋运河的历史作用



人工运河既然是为着一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而开凿的，那么反过来，运河开凿以后，必然会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局部地区内开凿的人工河道，对局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跨流域的运河系统形成以后，必然会对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全局的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我国的运河系统是在隋朝形成的，如果说隋朝开通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以后，由于享国短暂，大运河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示，那么，在继隋而起的唐、五代、北宋时期，大运河对促进经济、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就是十分明显的了。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

(一)沟通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有利于统一局面的巩固

春秋战国时期，在生产力发展，诸侯割据称雄、争霸的基础上，全国范围内已开始形成若干个初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中心，其中吴越地区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圈向外辐射的，因此吴越间在天然水道的基础上，早就开有人工渠道，加以沟通。后来吴国要北上与齐、晋争霸，又开凿了沟通江、淮的邗沟。秦汉时期在全国出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汉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西汉初年的诸侯王刘濞，都广陵，在其封国内，除维持原有的邗沟以外，又加开了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及如皋磻溪的运河(即现在苏北通扬运河的一部分)，以作运盐之用①。这两条运河，对于当时苏北地区江、淮之间的运输、灌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当时的吴国经济基础十分雄厚，“吴有鄣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②。汉初“七国之乱”为首者即吴王刘濞。但是江淮流域与黄河流域比起来，显然还是落后的，而且运河还没有能够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经济、文化中心沟通起来，因此还不能在全国经济上发挥重要影响，吴王刘濞的反叛中央也不得人心，吴楚“七国之乱”终于很快遭到了失败。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移到了建康，但三吴仍是南方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为了把政治、文化中心的建康与三吴经济中心联系起来，孙吴在江南旧有河道的基础上，开凿了破岗渎运河，使之直通三吴。这条破岗渎运河(梁时又改开上容渎)，直至南朝结束，一直维持不废。公元589年，隋文帝灭掉了南方的陈，重新统一了全国，结束了近3个世纪南北对峙的局面。炀帝继位后，适应大一统帝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从而使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南北两大经济、文化中心互相沟通起来，并使之趋向平衡，造成了经济基础更为广大的隋唐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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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见朱偰《中国运河史资料选辑》。

②《史记·吴王濞列传》。



(二)大运河在沟通唐宋帝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联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唐宋帝国的政治中心，仍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但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南移长江流域了。特别是唐中期以后，北方经安史战乱，藩镇割据，生产遭受严重破坏。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自六朝以来，一直处于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之中，因此在原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经过隋、唐两代的进一步开发，江南地区的经济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也大大增加。兹以《隋书·地理志》所载江南各郡户口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江南各郡户口对照如下。

《隋书·地理志》所载江南各郡户口：丹阳郡，3县，24125户；宣城郡，6县，19979户；毗陵郡，4县，17599户；吴郡，5县，l8377户；会稽郡，4县，20271户；余杭郡，6县，15380户；新安郡，3县，6164户。以上合计7郡，31县，121895户。

《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江南各郡户口：常州(晋陵郡)，5县，l02633户，690673人；润州(丹阳郡)，4县，升州(江宁郡)，4县，102023户，662706人；苏州(吴郡)，7县，76421户，632650人；湖州(吴兴郡)，5县，73306户，477698人；杭州(余杭郡)，8县，86258户，585963人；越州(会稽郡)，7县，90279户，529589人；宣州(宣城郡)，8县，121204户，884985人；歙州(新安郡)，6县，38320户，269109人。以上合计9州，54县，690444户，4733373人。

按以上隋代7郡与唐代9州的地理范围基本相同，但在隋炀帝时尚不过121000多户，而到唐天宝年间，户口猛增至69万余户、473万多人，这表明，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

其次是江淮之间的淮南地区也在隋唐安定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与江南同样重要的经济中心。地处江淮流域的淮河南北地区，地势平坦，河流众多，东汉末年以来，北方南迁人口也首先到达这里，因而具备着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在六朝时期，这里又是南北割据政权互相争夺和进行战争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到了隋唐时期，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排除了，于是淮河南北的经济便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以致到唐中期以后，淮南一带遂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之一。唐玄宗天宝年问，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唐朝的副河南节度使张巡、睢阳太守许远坚守睢阳城，阻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保住了淮南经济根据地，唐中央政权最后终于平定了叛乱。唐代宗时，刘晏为东都河南淮西江南东西转运使，运江淮漕米，接济关中。他采用分段运输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米溺者”①，使唐中央政权濒于中兴。唐德宗时，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等称兵割据，唐政府为克服淮南粮食根据地，举天下兵讨之，而李纳、田悦兵守涡El，梁崇义描襄、邓，致使“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②。可见淮南经济区，在唐朝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唐中期以后，江淮以南地区已成为唐朝赋税和漕粮的主要供应地，我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了。唐后期经五代至宋，北方更加依赖南方，而把东南经济中心与中原政治中心连接起来的就是运河。因此唐宋运河无疑是源源供应帝国身躯营养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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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新唐书·食货志》。



(三)对促进江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这首先表现在运河沿线兴起了很多城市。这些城市成为该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有的且赋为全国著名的大都市。例如地处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在魏晋南北朝之前，虽然地扼邗沟入江之口，也曾出现过一度的繁荣①，但毕竟尚属于区域性州治。扬州的真正繁荣，是在隋唐大运河全面开通之后。隋唐时期的扬州，不仅是江淮水陆交通的中心，是南方财富向关中、中原转送的枢纽，而且有着享有盛誉的铜镜制作、丝织品、金银器、玉石雕刻、造船等众多的手工业。《新唐书·地理志》所开扬州贡品，就有24种之多。据日本僧人元开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二年(743)，鉴真第一次从扬州出发，所带的一批工手中有玉作人、画师、雕檩、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共85人。从这个“工手”名单中，不难看出扬州手工业人才齐全，分工细密。隋唐时期的扬州，不仅是国家的商业都会，而且是东方闻名的国际贸易港。从东南亚诸国以及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来华经商者，多住扬州和洪州(今南昌)。扬州设有波斯胡店。8世纪初，日本来唐的交通路线，也从长江入经扬州、淮安，转赴长安。日本僧人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写道：扬州“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9世纪时，大食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记东方四大商港，扬州即为其中之一。到中、晚唐时，扬州的繁华达到鼎盛，史称“扬一益二”②，成为“雄富冠天下”的一方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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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刘宋·鲍照所撰《芜城赋》的描写。

②《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又如地处运河与淮河之交的淮安与淮阴，隋唐时期，由于南北漕运的兴起和发展，两淮绾毂南北水陆交通，亦发展成运河沿线的重要商业都会，这也是隋唐两代于山阳县置楚州的原因所在①。地处江南运河与长江交汇口的润州(即镇江)，也是唐宋皇朝东南财富的转输要地，它“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②，唐设浙江西道观察使于此，可见润州的治乱，关系到整个浙西的安危。其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其他如运河沿线的常州、苏州等地，也从唐时开始繁荣起来。唐末至五代，北方中原地区藩镇割据，战争频仍，而南方太湖流域，则是吴越王钱镠的统治区域。钱镠为了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于开宝八年(915)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部，号日撩浅军，不仅对江南运河进行疏浚，而且在太湖流域兴建了很多堰闸等水利工程。于是苏、杭一带，经济更为发达，当时“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杭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苏，杭为会府，谚犹先苏后杭，……则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③。随着经济的发展，苏州从唐朝后期起，就成为江苏人文荟萃的地方，产生了陆龟蒙、皮日休、范仲淹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与政治家。至元明清时，这里更是人才辈出，举不胜举。

其次，随着运河沿线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形成了城乡经济网络，推动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如地处太湖之滨的无锡，江南运河斜贯而过，运河两旁有众多河流沟通长江与太湖，水运四通八达，无锡成了太湖平原农副产品的最大集散地，我国近代四大米市之一。我们在运河考察中，看到了无锡北扩大街米行的房屋遗址。古米行皆为前街后河式的建筑，这里是明清时期著名的米市。无锡的米市原来在南门外伯渎港两岸，后因伯渎港内拥挤不堪，便由南门外移向北门外的北塘大街一带。同样，苏北的扬州，也成为里下河地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这种以运河为经的城乡经济网络的形成，显然有助于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运河是促进江苏城乡经济发展的“黄金水道”。江苏境内有这么长的运河水道，并以运河为经，构成水上运输网络，这是江苏经济得以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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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南京师院地理系编《江苏城市历史地理》。

②《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镇江府。

③范成大：《吴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