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骑兵的发展

　　中原地区骑兵在战国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由于农村公社瓦解，民兵制为常备军制所取代，大规模野战和围城战的频繁发生，要求部队具有快速、灵活和突击性，这就促进了骑兵的迅速发展。战国初期的《吴子》，不仅论述到骑兵问题，还专门谈到战马的饲养、使役问题。战国初期的《墨子》也谈到骑兵，说“车为龙旗，骑为鸟旗”。从出土文物也可形象反映出战国时期骑兵有了进一步发展。陕西咸阳出土的两件战国骑马俑据简报上称：“(两件泥质灰陶俑)皆为公马，……马头有朱彩画的络头，在颈的两侧各有朱绘两条辔绳。……俑头戴宽折沿帽，……身穿交领左衽短褶，下着短裤，脚登长筒靴，两手半握，左手前伸似在牵辔绳，右手下垂似执一物，木质已朽不清，两腿前屈骑于马背上。”简报上将这2件骑马俑时间定为“战国时期前段，即秦惠王至秦武王时期。”[18]这2件骑马俑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骑马俑形象，对探讨秦国的骑兵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这2件骑马俑是一位低级军官墓主墓中的随葬品，不可能反映出当时秦国骑兵的实际情况，但也显露出战国秦骑兵的一些蛛丝马迹。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的匈奴和西边的秦国，决心整军经武，学习胡人穿短装、习骑射之长，克服中原人宽袍大袖、重甲循兵只善车战之短。胡服适应骑马射箭的灵巧动作，这就将原来双襟交输于背，宽袖、长襦的中原服装，改为双襟交输于胸前右侧，紧袖高领的上衣。这种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服，窄袖短袍，皮靴革带，既耐寒又举止灵活，便于骑马射箭。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现，在我国骑兵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使赵军的战斗力为之迅速提高，而且使掌握骑射技术的由原来的匈奴等游牧民族进一步扩大到中原各国。与此同时，战国各国亦先后扩展或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队伍。在战国七雄中，拥有骑兵最多的国家是与西北戎狄毗壤的秦、楚、赵三国，各拥有骑兵万匹，其次燕国和魏国，亦分别有三千匹和五千匹。这个时期，中原各国骑兵数总不下五六万匹，这是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此时还出现许多成功地运用骑兵配合步兵、车兵作战的典型战例，秦赵长平之战时，“秦骑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19]。骑兵为“一军”独立编制，单独执行任务，对战局胜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配合主力全歼赵军四十万人。这个战例从一个侧面也可旁证出秦国骑兵并不比赵国弱。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的千余件兵马俑是守卫秦都咸阳部队的模拟。在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中发现116件骑兵鞍马俑，这116件骑兵俑不仅完全是按当时骑兵形象塑造的，而且数量也是咸阳秦墓出土的骑马俑68倍。这至少证明在战国后期骑兵早已成为秦的独立兵种，但比起战车来讲，还处于次要地位。二号俑坑发现的这116件骑兵俑是这样排列的，其中108件骑兵俑，排列在二号俑坑左侧的一个纵长方形骑兵军阵，纵为三路纵队，横看一列横队。第一排为战车3乘；第二排为3组骑兵，每组4骑；第三排为战车3乘；第四排至十一排为骑兵，每排3组骑兵，每组4骑，共108骑。另外在二号俑坑末尾的殿军部分，有两组骑兵，每组四骑，共8骑。这116件骑兵俑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推测秦代骑兵排列最少有三种，一是车骑混编；二是骑兵单独列队；三是殿后的游骑机动[20]。这也说明战国时期骑兵已作为步兵的辅翼力量，配合车、步深入长驱，绝敌粮道，追击败兵，或袭击敌人之两翼，或掩袭敌之前后，已成为当时一支最活跃的军事力量。二号俑坑出土的骑兵鞍马俑制作形象逼真，反映出秦国强大骑兵居七国之首。秦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大车兵和骑兵，这与养马业始终在秦人的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分不开，也与秦人不断与戎狄交流有关。李斯谏逐客，认为会使“骏良睼马是不实外厩”[21]。睼马是是秦从游牧族北翟引进的良马。战国时，“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睼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22]。秦王嬴政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采取了发展的政策。规定：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23]秦王朝建立后，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马政机构并颁布了有关的法律政策，中央九卿之一的太仆是主管马政的最高官吏，其下设丞2人为副手。京师咸阳附近有若干官马机构，如大厩、左厩、中厩、宫厩等。这些厩饲养的马匹，除供宫廷使用外，大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在西北游牧区设“六牧师令”，每牧师令领有若干牧场，主要牧养军马。京师官厩及边郡牧师均直属太仆领导。另外还有各地郡县管理饲养军马的“苑”。所以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关中北有胡苑之利”[24]。这样就保证了秦车兵和骑兵对军马需要的物质基础。秦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这也与秦重视养马业和发展骑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