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其先民与其他游牧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构成了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11]，在继细石器文化之后，我国北方草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动物纹饰的青铜器物群，这习惯上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铜器”，其中表现草原游牧民族骑士生活的马具和各种武器非常丰富。例如鄂尔多斯发现了2件铜马饰，一件为铜马，马上饰有马鞍；另一件为武士骑马铜饰[12]。这2件铜饰被考古学家认为是西周或春秋时期北方戎狄族文化的典型遗存。再如在宁夏西吉县和固始县发现了一批“铜人骑马饰”“鞍马铜饰”。这批文物年代，据考古专家考证，上限不会逾越西周，下限当在春秋晚期，也为戎狄遗存。史载匈奴“人不驰弓，马不解勒”[13]。骑马射箭是他们的特长，“险道倾仄，且驰且射”[14]。

　　关于我国中原地区骑兵的出现问题，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传统看法认为，古代中原骑术是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开始的。但这种说法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争议。殷代甲骨卜辞中的“马乎(呼)、(禽)”，于吾省先生释为“惟命骑射，可以擒获”，从而认为骑术或单骑在殷代“业已盛行”[16]。《诗经·大雅·绵》中的“走马”一辞，顾炎武释为“单骑之渐”。春秋时，晋大夫子旃曾以良马二，供他的叔夫与兄弟做单骑，救了他俩。郑大夫子产听说诸大夫想杀公孙黑，忙从外地乘单骑而归，鲁大夫左师展也想乘单骑从齐回国。可见，春秋时期已有单骑的习惯。春秋史料中也出现中原各国骑兵的记载，如《韩非子·十过篇》记载，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秦以“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这里的“畴骑”一般认为就是骑兵。又例如，与秦穆公同时代的晋文公在伐邺时也用了骑兵“赏其末则骑乘者厚，赏其本则臣之谷阝子虎。”[16]这里所说的“骑乘”绝不是一般的骑马者，显然是骑兵。秦人早就以养马著名，直至周代还是一个以畜牧为主的民族，主要是牧马。《史记·秦本纪》说：“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又说：“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之后：“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马卯马耳耳之驷。”直至周孝王时“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秦地处西北，长期与戎狄杂居，被东方各诸侯国视为戎狄，排斥于华夏之外。善于养马御马，这就为骑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从秦仲时起，秦与戎族的战争一直未断，连秦仲都被戎狄所杀。秦人为了对付戎狄，学习戎狄胡服骑射是很正常的。周平王东迁后，戎狄大量内徙，西周古地成为杂居区，秦国经过长期对戎狄战争，不断融合戎狄人。《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王)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所以说秦率先在中原发展骑兵也不是偶然的。晋文公时为了对付北方狄人的骑兵侵扰，建立自己的骑兵亦是可能的。骑兵之所以在中原出现晚，首先，殷周中原是一个农耕民族，其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具有保守性的农村公社制度，没有为大规模的骑兵的出现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当时战争是规模小，时间短，机动性差的“结日定地”进行决战形式。其次，中原地区气候和地理环境不出产骑兵使用的良马。“内郡人众，水泉草不能相赡；地势湿湿，不宜牛马”[17]。仅有马匹也因长期挽驾驮载，品种退化。再次，中原非游牧民族素乏骑马习惯。骑兵要求有高超的骑马术，这对中原那种“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是培养不出好骑手的。虽然殷周时代中原地区已有单骑和骑兵的出现，但这始终未能转化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而转变的契机是对缘边游牧民族的交流。总之，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变革时代，而且也是民族大迁徙、大纷争、大融合的伟大时代。“华夏”是与“戎狄”“夷狄”“蛮夷”“诸戎”对举相应产生的。总之，中原各国骑兵的出现不能不与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