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与实践是相统一的，它来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早在战国时期的吴起、商殃的所从事的变革理论与实践也不例外。吴起在楚变革是从“强兵”、图霸业出发的,先后取得了南平北越,北吞陈蔡、打败三晋(韩、赵、魏)，西攻强秦的胜利。商殃在秦变法，“兵革大强，诸侯畏惧”，[14]汉代著名法家桑弘羊指出秦国由于商殃变法，国家富强，成为兼并六国的基础。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也说：“商殃相孝公，为秦开帝业”[15]。商殃在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归纳总结变法的理论传于后世，这是商殃人亡法兴的又一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吴起在楚变革，人亡政废，其原因也源如此。

三、变革必须取得新兴阶级的支持

吴起和商殃虽身居要职，但他们推行变法和所从事的变法事业，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他们是寸步难行的。因为最高统治者是诸侯国的象征，更何况处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变革时代，若没有诸侯王的支持，他们变法的政治主张是难以实现的。吴起和商殃的变革实践，从正反面说明了这一点。楚悼王即位前后，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力非常贫弱，楚悼王任用吴起的变革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愿望。前402年（楚声王六年）楚国发生了“盗杀声王”[16]事件,新兴地主阶级拥立楚悼王。楚悼王总结其父被杀的教训,综观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在政权性质上起了变化,任用吴起变法,足以证明楚悼王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在任用吴起之前，诸侯王争霸，接连遭到中原各统治者的进攻，楚无力抵抗外来侵袭。前400年（楚悼王二年），魏、赵、韩举兵攻楚，攻至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而还。前391年（楚悼王十一年），魏、赵、韩又攻楚，再败楚军大梁、榆关，楚丧失大片土地。这时，楚悼王的统治岌岌可危，面临着时代的抉择。他清楚地知道，要摆脱楚国贫弱的困难局面，唯一的办法是变革。楚悼王早知吴起在魏创立的变革政绩，吴起一到楚，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推行变法。不难看出，吴起到楚何以得到楚悼王的重用与支持，其原因莫不如此。前381年楚悼王病逝，旧贵族射杀吴起，可见肃王废止变革，改变其父的意愿，站到奴隶主贵族一边去了，往后八代诸王，因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使国家一直衰败下去，直到被秦灭亡了事。

秦国诸王对变革所持的态度，与楚悼王之后的诸王态度完全不同。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以后，针对秦国的政治弊端，连续进行了废止杀人殉葬制度，制定户籍制度、推广县制等三方面的变革。由此秦转弱为强，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在秦登上了政治舞台。其子秦孝公“继先君之业”，“变法以治”,[17]于前361年即位很快发布了招贤令,起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人才。招贤令一下，商殃带着李悝写的《法经》到了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商殃变法，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从根本上瓦解了奴隶制，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这场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必然遭到旧贵族势力的反抗。以太子傅公孙虔、公孙贾为首的旧贵族势力，唆使年幼的太子驷故意犯法。商殃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18]。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刑其傅公孙虔、黥（面刺文）其师公孙贾。后公孙虔犯法，处以“劓刑”（割鼻）,[19]商殃变法，“积怨”很深，旧贵族势力寻机杀害他。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旧贵族诬告商殃图谋造反，要逮捕商殃。商起兵反抗，兵败被俘，“车裂”处死。商殃虽然被杀了，但是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已是不可战胜的，所以他推行的法制长时间被秦国所奉行，包括秦惠王。从秦孝公至秦始皇共经历六代,没有一个诸王不坚持法制的，这是商殃虽死,“秦法未败”[20]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所以，郭沫若同志在评价商殃时说：“他的身世虽然是个悲剧的结局，但他的事业是成功了。”[21]而吴起由于他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楚国还不足以战胜旧贵族势力，所以他的悲剧也就是楚国变法失败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