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铁血社区]朝容吉昌

楚国吴起与秦国商殃都是卫国人，他们在青年时代分别从事兵学，“刑名之学”[1]的研究与实践，都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当时周王室进一步衰微，随着诸侯王争霸的历史潮流，吴起服务于楚，官至令尹；商殃出力于秦，升为大良造。虽然吴起在楚推行变法在先，商殃在秦主持变法在后，但都是处在战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大变革时期，他们所采取的变革措施和政策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当他们的革新支持者楚悼王、秦孝公薨后，旧贵族势力反扑，吴起被旧贵族乱箭射死，商殃车裂身亡。他们的遭遇看来是相同的，但他们所从事的变法事业并不完全一样,楚国的变革随吴起之死而夭折，人亡政废，从此衰败下去，直至被秦灭亡。泰国的变法，商殃被杀，但他个人的悲剧并未带来历史的悲剧，秦仍借商殃的变法“成帝王之业”。[2]商殃实质上是变法的胜利者。这一废一兴，集中反映了楚国奴隶主贵族走向衰亡，泰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趋于强盛，并历史地由它结束诸侯争霸的局面，完成统一的大业，本文试比较研究两人变法结局不同历史原因。

一、没有政治与经济配套变革，不可能巩固与发展变革成果

前384年（楚悼王十九年）,吴起由于受魏相公叔和贵族王错的陷害排挤,被迫弃魏奔楚。因为楚悼王“素闻起贤”,[3]他一到楚，立即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一年之后，提升为令尹，主持变法。变法的重点打击旧贵族，扶植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他认为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4]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找到了楚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楚悼王的支持下，他针对旧贵族的特权,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禄秩”[5]即封君凡传到第三代就收回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爵，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6]精减机构,裁减冗官冗员,节省这些开支以供养和训练士兵；“令贵人往实广益之地”，[7]把旧贵族迁徙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去,从事农业劳动。这样做的结果，废除了旧贵族势力特权，充实了国库，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军事实力。同时，在整顿吏治以及法制建设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但吴起对与政治体制变革相配套的经济体制变革触及不深，他虽然看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8]并把旧贵族和民众集中到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去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但没从根本上革除旧贵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即《井田》制，因而没有削弱旧贵族的经济实力。另外，他没有把奴隶制变为封建制，新兴地主阶级看不到可得利益，对变革持消极态度；他没有把集体奴隶变为个体农民，奴隶对他的政治变革也冷淡。由于吴起没有从经济基础上削弱以至革除旧贵族势力，就失去了主张变革的封建地主阶级与民众的支持，严重地潜伏着变革失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