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是产生于战国中晚期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托名太公吕望撰，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形式，讲论治国平天下的军事问题。其真正的作者已不可考。

“《六韬》”一名，最早见于《庄子·徐无鬼》载女商说：“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郭象注引司马崔说：“《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或曰秘谶（chèn，音衬）也。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龙虎豹犬也。”《汉书·艺文志》将《六韬》收录在儒家类，说：“《周史六韬》，六篇。”班固自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唐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至唐修《隋书·经籍志》，将《六韬》列入兵家类，以后各代相沿不改。至宋代，辨伪学兴起，学者始怀疑《六韬》非周初吕望所撰。如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就说，《六韬》为伪书。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武王、太公问答，其辞俚鄙，伪托何疑？”其后，明胡应麟撰《四部正伪》、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也都从语言学的角度判断它为伪书。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说的最为明白：“今考其文，大抵辞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六韬》绝对不是周初吕望所撰，甚至也不是春秋惠王、襄王时代的东西。但是，宋代罗泌在《路史·发挥·论太公》中说：《六韬》为“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是“秦汉间人之所伪撰”；明代胡应麟《四部正伪》说是“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等等，也都没有确切根据。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武经七书注译》，依据《汉书·艺文志》载《六韬》“或曰周显王时（公元前368—前321年）”，又依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六韬》，判定《六韬》成书年代：“上限不早于周显王时，下限不晚于秦末汉初。”这个结论应是可信的。虽然《六韬》文字“鄙陋”，“辞意浅近”，内容也多有与孙、吴兵法和《尉缭子》相重复之处，但在古代军事学领域仍有独到的贡献，宋代把它编入《武经七书》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对它有足够的重视。

《六韬》一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总共六十篇。《文韬》，计十二篇，主要讲夺取天下的战略准备。它继承了《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认为治国取天下，应先政治而后军事。在政治当中，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而已”。要做到“爱民”，统治者必须以“仁、德、义、道”治理天下，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使国家经济的三大支柱大农、大工、大商三宝“各安其处”，奠定战争的雄厚经济基础。君主所举贤才能“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各依其才而授官位，同心辅国。建立“赏信罚必”的奖罚制度，“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统一全国全军的意志，使全军随人主和将军的意志任意行动，做到“用兵之道，莫过于一”。（《兵道》）治国、治军能达到这种程度，才称得上是“仁、德、义、道”，才能“同天下之利”，使“天下归之”，才能“守土”、“守国”，也才能夺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