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这是一个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万方多难、世路维艰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突破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时代，是一个在精神上获得自由解放、最拥有智慧、最富于艺术创造性的时代。 　　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社会呈现出多元、紊乱、无序、开放状态。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是儒学的禁锢日益衰弛，汉代经学五光十色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读书士子在经常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的同时，得以解脱“名教”的束缚，而获得相对独立的自由，个体的智慧、才情有机会受到承认与重视。 　　西晋一朝的士族阶层，物质生活比较优裕，而由于礼法的疏弛，精神生活则是闲适而宽松的，这颇有利于精神生产的繁荣与发展。那些思想家和学者，活动范围十分广阔，视野大大地扩展了。他们开始集中地对人的个性价值展开了探讨与研究，个性解放的浪潮以锐不可挡之势，冲破了儒学与礼教的束缚。一时，思想空前活跃，个性大为张扬，防止了集体的盲目，增强了创造、想像的自主性，开始有意识地在玄想与清谈之中寻求内在超越之路。 　　魏晋文化，上接两汉，直逼老庄，在相似的精神向度中，隔着岁月的长河遥相顾望，从而接通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血脉。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活跃起来，自觉地把追寻心性自由作为精神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生命的飞扬。体现着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许多戛戛独造之处。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会在一种难以排拒的诱惑下，感受到审美人生的愉悦，自由心灵的驰骋。 　　魏晋名士大都有鲜明的个性、独立的人格。他们思想活跃，机智通达，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出言清通简要、玄澹高渺。后人常以奇松、峭石、琼枝、玉树喻之，反映出他们行为举止的超拔特异。这在被鲁迅先生称为“名士的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中，有最充分的展现。 　　时代的飙风吹动了亘古的一池死水。一些作家、诗人，生当战事连绵、生计艰难、流离转徙之际，得以丰富阅历，深化思想，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学的大幸、美学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诗性人生。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值得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生命自由的时代，留下了文化的浓墨重彩。清代诗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道理。当然，这也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伟大诗人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范文澜语)由于曹氏父子倡导于上，加之本人都是大文学家，当时又具备比较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有利的创作环境，那些饱经忧患、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于是，建安才士源源涌现，多至数以百计，他们的诗赋文辞，特别是以曹植为代表的五言诗，达到了时代的高峰。这为西晋时期文学事业的飙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时期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文学“家族化”十分显眼。许多家族一门多秀，文人辈出。他们一方面以家学渊源和文人化的创作形态，为时代增光溢彩；另方面，又以世代相传的相近或相似的创作风格、创作经验，使文学链条得以延续发展。 　　单以西晋而论，如傅玄父子、潘岳叔侄、陆机兄弟、张载三兄弟、左思兄妹等，都是相竞而生，并肩发展的。正如南朝诗学大家钟嵘所说的：“太康(晋武帝年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一时文华荟萃，人才辈出，流派纷纭，风格各异。继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后，相继活跃在文坛诗苑中的正始诗人、太康诗人、永嘉诗人，薪尽火传，群星灿烂。 　　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概括汉魏以来以迄唐宋的主要诗家以及流派，一一加以论列。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说的是西晋诗人。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 　　这里说的是，建安文学的流风余韵，多存留于晋朝，也就是说，晋诗传承着、赓续着建安遗风。你看那大将军王敦，酒酣耳热之际，拿铁如意敲击着唾壶以为节拍，歌唱曹操所作的乐府诗，以致壶口尽缺，足见晋人之风流倜傥。至于钟嵘对晋人张华的诗的评论，“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就未免过于褊狭、苛刻了。如果他所说的是真，那么，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的诗，又将奈何！他们的“新声”里的缠绵悱恻之情，可是远远超过张华呢！ 　　西晋一朝，板荡不宁，为时短促，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却是巨大的。“竹林七贤”多有名篇佳作传世，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咏怀》诗、《大人先生传》和《幽愤诗》、《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直传诵至今。“金谷二十四友”中为首的潘岳，与陆机齐名，是“太康体”的代表性作家，为西晋最有名的诗人，三首《悼亡》诗，笔墨之间深情流注，真切感人。就中尤以辞赋的成就为最大。左思《三都赋》一纸风行，时人竞相传抄，遂使洛阳纸贵。陆机的《文赋》，不仅是一代文学名作，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书法艺术方面，嵇康、邯郸淳等书写的古、篆、隶《三体石经》，乃世所罕见的书艺珍品；钟繇的楷书也是独步书坛，盛名久擅。 　　魏晋时期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一直流传至今的许多最重要的儒家、道家经典的传疏，如何晏的《论语集解》、郭象的《庄子注》、王弼等的《周易注疏》、杜预的《春秋经传解》等，均成书于此时。陈寿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被历代史家誉为最好的正史之一。西晋玄学、黄老，对后世都有颇深的影响。 　　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曾经指出：“如果说，安世高所传佛教小乘学说，投合了当时某种厌弃社会人生、超脱现实的悲观主义需要，那么，支娄迦谶(支谶)所传佛教大乘学说，则是用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去顺应急剧变化着的社会条件的混世主义需要。” 就是说，当日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在中原大地上的出现，正是以汉末社会的大动荡、大混乱为其背景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魏晋时期舒根展叶，同样也借助于当时有利的内部、外部环境。其时，儒学统治渐近废弛，崇玄、“贵无”、不执一端的思想普遍蔓延，这都予佛学广泛传播以可乘之机；而社会腐败、政治堕落、人心浮荡，“名士少有存者”的恶劣的社会环境，则为复兴先秦老庄诸子之学和接纳异质的佛教文明，提供了顺利条件。 　　魏晋时期，自然科学成就也颇有可观。数学家刘徽的《九章算术注》，运用了验证、类比、演绎推理等一系列科学方法，对晦涩难懂的原著加以明白晓畅的阐扬，并进一步提出许多意义深远的新理论。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不仅在中国影响巨大，而且，先后于公元六世纪、十一世纪、十七世纪传到东亚、中东和欧洲，对世界医学作出了贡献。 　　就在那些帝子王孙、公侯贵胄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如此显赫的学术成果、诗文杰作积淀下来，并流传广远，辉耀后世。这种“存在”与“虚无”的背反，是历史的吊诡，更反映出一种文明的规律。 　　照应文章开篇说到的北邙墓地，我想到了西湖孤山上的林和靖的墓地，连同元代诗人陈孚为它题写的一首七绝： 　　北邙翁仲拱朱门，玉碗时惊古帝魂。 　　谁似孤山一抔土，梅花依旧月黄昏。 　　林和靖是宋代的诗人、隐士。论权势，无法与威威赫赫的帝王相比；他的墓园，除了寒梅、月影，也没有“朱门”、“玉碗”的豪华点缀。可是，北邙山上那些帝王将相的朽骨枯骸，又有哪个还能留得一丝一毫的残迹！倒是林和靖孤山墓上的一抔黄土，连同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却能历久不磨，长存万古。